第三百五十七章(1 / 2)

    每个伟大的开国皇帝建立王朝的时候，都会非常耐心的整顿朝政和社会风气，并立下一大堆的规矩，希望能够让自己的王朝延绵万世，为万事立下祖宗家法。大明王朝的一大出名形象，就是奇葩多。奇葩的皇帝外加奇葩的官员，三个世纪里层出不穷，常被后人津津乐道。但放在明朝年间，公认最奇葩的，却是下面这几条规矩。

    这几条奇葩规矩的效果，那就不是给野史添个乐的事儿，甚至叫明朝官员们叫苦连天，堪称是“官不聊生”。但是，大明王朝三个世纪的辉煌岁月，多少国富民强的历史记忆，这些“官不聊生”的奇葩规矩，却也是实实在在立大功。

    奇葩规矩1：拦截百姓要杀头

    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几乎三十年如一日严打贪污腐败，悲惨获罪的官员，动辄一个大案数目上万。不过，就算这些获罪官员们落了死罪，却也同样有活命机会——劳动改造。当时仅在南京周围服苦役的贪官，总数就有数万之多。虽然受尽苦累，却总算能以此赎罪。但倘若明初官员们犯一个错，那铁定连劳动改造的机会都没有，百分百就是死：拦截进京百姓！

    这事为何如此严重？得瞧瞧朱元璋开国时的法令：不管地方上出现了廉洁奉公的好官，还是冒出蝇营狗苟的贪官败类，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与学子们，就可以联名来到南京，向朱元璋陈述情况。好官会受到奖励，贪官则立刻法办。倘若哪个心怀鬼胎的贪官，敢沿途拦截这些百姓进京？那就要“治罪，予以斩首！”——敢不叫朕倾听民声？分分钟杀你头。

    而在朱元璋编订的《大诰》里，因为拦截进京百姓而掉脑袋的官员，几乎是一翻一大群。好些顶风作案的官员，连坐牢的程序都省了，直接就当场法办。虽说手段太狠，但明初畅通的民间声音，乃至那“吏治澄清者百余年”的反贪成果，却是这凶狠一刀，结结实实杀出来的。

    奇葩规矩2：御史一不留神就陪绑

    明朝反贪的一大神器，就是御史制度。这些肩负巡按大权的都察院御史们，别看品级只有七品，却拥有考核地方官员揭发贪污腐败的大权，一亮相就叫贪官们直哆嗦，不过如此威风的御史们，其实也一肚子苦水：这工作提心吊胆呢，简直一不留神就陪绑！

    以明宣宗年间的谕令说：御史的任命，需要由都察院的都御史们来保举，必须经过严格考核。然后“其后有犯赃及不称职，举者同罪”——只要是御史出了问题，推荐人也一道办罪。所谓有监察大权的都察院，从此一个御史出事，基本是一群人陪绑。

    发展到十六世纪，御史们考核官员，更是万万错不得。典型明穆宗年间的右佥都御史吴时来，平日素来以清廉敢言着称，可就因举荐的官员犯了事，还是在隆庆四年（1570）悲催降了职。为避免陪绑，官小权大的御史们，自然变得万分紧张，工作时恨不得瞪圆眼睛，拿出民间野史里“铁面御史”的劲头，紧盯一切蝇营狗苟。

    奇葩的陪绑制度，换来零容忍的监察考核，佑护着明朝行政，几个世纪良性运转。

    奇葩规矩3：强盗人数，挂钩官员饭碗

    明朝中期以后，特别是嘉靖皇帝在位晚期时，大明朝各地治安严重恶化，许多省份地区，竟到了盗贼泛滥的地步。虽说嘉靖帝晚年时严打倭寇，打的沿海总算太平，但内地省份的盗贼，依然此起彼伏。杀人越货的恶性案子年年一堆，江西等省还多次发生官库官粮被焚烧打劫的丢人事。那各级地方官呢？却是常见茫茫然，饶是朝廷屡下严令，却还是糊弄依旧。只要强盗没杀到自己头上，相关执法部门，常见装聋作哑。

    隆庆年间，为这糟心的强盗问题，好些有识之士也痛心疾首，有些言官还建议，要加大对强盗的惩治力度，甚至要对强盗实行凌迟酷刑。但忍够了内阁首辅高拱却明白：这事情的关键，不在治强盗，而是要治地方上这群懒官——必须给他们来个“数字化管理”。

    于是，高拱定的奇葩规矩出炉了：从此以后，只要地方州县出现十名强盗，当地的掌印巡捕官就要降级，出现三十名强盗，就要把掌印巡捕官罢官。出现七十名强盗，当地的兵备也要罢官。倘若敢瞒报？当地的府州县官员全要论罪，一抓抓一串。江西安义知县曾知经就撞到枪口上，他的治下有四十多强盗闹事，虽说江西当地的抚按官说情，还是被高拱大手一挥革了职，给全国懒官来了个现身说法。

    自此以后，各地地方官全似打了激灵，火爆的捕盗除恶行动，在江西等“强盗重灾区”一气铺开，大批作恶多年的惯匪恶盗落网，一片太平的大明朝，从此进入经济繁荣的“隆万中兴”——抓强盗？那就要先动一动官员的饭碗。

    奇葩规矩4：每年九月，司法官员提心吊胆

    自从明朝天顺年间起，每年的九月，就是司法官员打哆嗦的日子，只因一个特殊活动：朝审。

    朝审，即从明朝天顺年间起，每年九月霜降时，朝廷会集三法司和各级官员，对已经判死刑的京师死囚们，进行两天极其严格的会审。一旦发现冤案，就立刻启动重审。是为中国古代司法史上，一项里程碑般的错案追责制度。

    当然，因为朝审的工作量太大，每次错案追责，牵涉的动静更大。所以折腾到明朝成化年间时，朝审也一度停摆。但到了明朝隆庆年间时，这项叫司法官员们高度紧张的程序，也终于再度重启，且流程比天顺年间更正规：不再是两天流水账般的审判，而是提前一个月，内阁大臣就要调阅所有卷宗，三法司要进行仔细审核，审查时每一个死囚都有权陈述，有冤者诉说自己冤情，每个步骤，都是动真格。

    于是，仅仅是明朝隆庆四年（1570）九月的朝审，审查470名死囚犯，查出139桩冤案。且制造冤案的相关官员，也全数受到惩罚，仅因是年“朝审”落马的官员，数目就有百人之多。艰辛的审判过程，蒙冤者们凄苦的情景，以亲历朝审的内阁首辅高拱话说，简直是“至今每一念及，尤甚哀亲衿焉”。

    明王朝这一场隆万中兴，并非只因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革新，更因这个奇葩规矩带来的，对司法公正的极力维护。

    奇葩规矩5：新任地方官不许写奏折

    明朝中期以后，大明官员一个比贪污更严重的毛病，就是“做表面文章”。

    对这毛病，明朝政治家张居正尤其痛心疾首：那些科举出身的官员们，平日里就知道高谈阔论，别说是没能力做实际政务，就是好些有实干能力的人物，平日也热衷于刷声望博眼球。就算做地方官，也是为官一任，诗词文章写一堆，正经事一点不干。甚至明朝中期，还为此闹出过“种树”的笑话：某个边防要地，历任官员都提议要栽种树木改善国防，每一任官员，都写了大堆精彩的奏折，可一晃三十年过去，该种的树木，却是一棵也没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