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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想要更多的玫瑰花，就必须种植更多的玫瑰树——乔治·艾略特。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人们常觉得准备的阶段是在浪费时间，然而只有当机会来临时人们才意识到机会是给有准备的头脑的。
我在准备出国期间的半年多时间里，做了一件后来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重新设计了DDZ-4。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都要去美国自费留学了，还去重新设计DDZ-4干嘛？
但我不是这么认为的！
当时的IBM个人电脑的S-100总线结构启发了我，我因此想到了设计一个工业电脑用的总线，我称之为工业电脑总线，所有为了应对不同的工业控制需要的硬件功能都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而通过不同硬件模块的组合就能灵活地让DDZ-4适合用于不同的工业控制场合。
由此DDZ-4变成一个模块化的智能化可编程的微型工业控制系统。
我让小褚生产了五台这样的DDZ-4。
当时，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还处于起步阶段，“专利”这个名词对于那时的我来说连听都没有听到过。
不过，当时国家为了推动科学技术从科研单位向基层企业的转移，在1987年，上海的文化广场出现了国内第一个技术转让交易中心，我把其中的2台DDZ-4型放到了那里去挂牌转让，最后以$2000美元的价格转让给了一个香港的公司。
当时，中国的浙江刚刚出现了“万元户”这个名词不久，因此，$2000美元，按当时的人民币兑美元的黑市价格，相当于￥2万元人民币了。
我和小诸平分了这￥2万元人民币。
说实话，当初我决定重新设计DDZ-4时，并没有想到这个技术居然可以卖这么多的钱！我只是秉持着想做成点事，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要去摘取科学桂冠上的明珠，在我的人生道路上不断地向前跋涉而已。
因此，我一直相信老天是公平的，只要你努力了，回报一定会到来，任何时候，回报只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努力了，但回报却没有到来，那是因为你的努力还没有到家——努力，不是你尽力了就行的，而是意味着种种所需资源的足额投入！
我把其中的￥2000元用来买些去美国必须的东西，包括可以五年内不用再买的衣服、三年内都吃不完的各种药品，还有各种技术类的书籍等；￥4000元买了一张去美国的单程机票；剩下的￥4000元给了我的父母。
我之所以没有把这￥4000元人民币带去美国，一方面是按当时的黑市汇率，也就能换成$400美元，并不解决什么问题，况且那时我的嬢嬢让我在毕业前先暂时住他家，这样我要解决的仅仅是吃和学费。
那时大家对美国的认知还非常少，因此我听人说美国的大学生都是勤工俭学的，一面打工一面念书，学费都是自己解决，鲜有靠家里的，因此我认为我去美国只要准备一张飞机票和一些常用的衣物和药品就行了。
然而直到我后来去了美国，才知道，确实绝大部分的美国大学生都是勤工俭学，学费都是自己付的，但我作为一个外国留学生却无法合法打工，因此并不能相提并论！
此外，我要去美国，什么时候能回来，能不能再回来，都是未知数，父母对我的三十多年养育之恩，都说“养子防老”，因此我把这￥4000元留给了父母，算是我的一种心意的表达了，因为那时我父母虽然都是新中国第一代的大学生，1953年就开始工作了，但到了1988年的时候他们二个人加起来的工资才￥168元，其中我母亲￥86元，我父亲￥82元，所以这￥4000元对当时的他们来说是很多的钱了。
在剩下的三台DDZ-4中，我带了一台去了美国。
当时我只是不舍得我的这个成果，才带去了美国，想不到后来这台DDZ-4竟然在我几次最困难最关键的时候帮了我的大忙。不过，这也是后话。
还有一台留给了小褚和小于作为样机，因为我们转让给香港公司的是一个非排他性的独家转让，即我们自己仍然可以自产自销，但不再转让给除该香港公司之外的第三家。
最后一台，我想送给吴箐伟所长，因为想改变中国在智能化控制仪表领域的落后状态一直是他的一个梦想。
我想到了六年前，我因为放弃了去镇江农机学院读研究生的机会，他把我找去的那次谈话。
那次谈话他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但我也记得当时他的眼神中流露出的一丝疑虑——那就是回到里弄生产组，能有机会去搞微型计算机应用的研究吗？
我现在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我不仅没有辜负他对我的鼓励，也抹去了当时他的疑虑，我证明了一个人是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所面临的困境的。
因此我写了一封信，连同那台DDZ-4，一起托吴炳昌秘书长带给吴箐伟所长，这是我在离开中国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信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吴所长：
我记得当年您给我讲过：“现在国外已经开始发展下一代的智能化仪器仪表了，但我们的国家还停留在DDZ-II型的模拟仪器仪表的水平，DDZ-III型的数字化仪器仪表还在研发阶段就已经落后。”
现在，差不多六年过去了。
我将这台DDZ-4型智能单元组合仪表——实际上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智能化仪表，而是一个智能化可编程控制系统了，而且是一个模块化的智能化可编程控制系统，送给您，希望它能成为我们国家下一代智能化仪器仪表的一块垫脚石。
当年，您希望我能来你们所工作，后来又推荐我去报考杨一哝教授的研究生，虽然都没有成，但我不能忘了您的知遇之恩，因此这台DDZ-4算是我对您的期许的一个回报吧！
您曾告诫过我：“是金子总会发光，但前提是你必须先成为金子！真正的金子！！同时你要能够忍受那长时间被埋没在土壤里的寂寞！！！”
因此，我会在寂寞中不懈地努力的。
最后，我要去美国了。
我没有忘记您曾经给我讲过的钱学森的故事！
X。
至此，一切都已经万事俱备，于是我开始积极准备去美领馆签证的事情。
1988年5月12日，下午，我来到美领馆申请我的F1签证。
当时，在所有国家的签证中，美领馆获得F1签证的难度是众所周知的！
当时，最常见的F1拒签理由是“有移民倾向”，即美国领事馆负责签证的人怀疑你不是真的想去念书，而是想方设法去了美国然后赖在那里不走了。
在所有的“有移民倾向”的理由中，最常见的又是单身未婚，因为你可通过和美国人结婚留下来。
而最容易获得F1签证的，就是有家有孩子，然后家里有直系亲属曾经去过美国，然后又回来的。
还有一种人也容易获得F1签证，那就是在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上有所成就的人，因为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欢迎有能力有专长的人移民美国，但不欢迎没有钱又没有技术的普通人移民美国，这是美国早年能够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尽管如此，每天去美领馆“碰运气”的人还是络绎不绝——但是需要隔天先领号，然后根据号码再决定第二天哪个时间段去美领馆签证。
上海美领馆的签证等候大厅，人头攒动，上百个人挤坐着在等待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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