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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年轻一代要是没有青春，那就是这个民族的大不幸——赫尔岑。
在人的一生中，岁月如同河流奔腾不息，而生命如舸在岁月河流中激荡，追寻着每一缕光明与希望，而一个人的青春也因追求而变得更加靓丽和精彩！
1978年的11月我拿到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录取通知，然而从这一刻到1979年2月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学，这中间的3个月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3个月。
因为我从来没有上过大学，甚至严格地讲，连中学都没有上过——因为那是一个曾经没有人想读书的时代，是一个曾经认为读书没有用的时代！
因此这上大学是怎么一回事？
我的心中充满着好奇和期待，我在焦急中等待......
1979年2月6日，我终于迎来了我生命中的春天，懒洋洋的太阳抚摸着大地，林荫道上，法国梧桐树开始抽出条条新芽，几只麻雀在那里叽叽喳喳地歌唱。
我走进了上海南昌路和雁荡路交汇拐角处的一栋法式大楼大门，这是前中华职业学校，大门前竖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招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上海分校老湾区教学点”。
我3年又6个月的电视大学的生涯将在这里开始，正确地说，我人生的转折将从这里开始，包括我人生第一次的校园恋情也将从这里拉开序幕......
人生中有许多际遇，有些际遇让我们一生都难以忘记，沉淀在心里成为永久的痕迹，永不消弭！
今天，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将在BJ举行开学典礼并进行全国直播。
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除XZ正在筹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外，28个省级教育电视台，104个地市级教育电视台全部进行了转播。
第一届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11万全科制学生和30万单科学生也全部通过电视同步收看开学典礼。
当时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教学条件非常艰苦和简陋。
我所在的上海老湾区教学点就在原中华职业学校内，一共招收了三个班，大约150人左右，按招生考试的成绩分班，成绩最好的在一班，成绩最差的在三班。
一班的教室在四楼，二班的教室在三楼，三班的教室在二楼。
我被分在了一班。
我来到四楼一班的教室，发现教室的布置很特别，没有讲台，取而代之的是教室的前后各有一个高高的电视机架。
教室中50来个课桌椅被分成二半，其中30来个课桌椅面朝前面的那个电视机架，剩下的20来个课桌椅面朝后面那个电视机架。
一个叫小陈的教学点工作人员正在调试教室前面那个电视机的天线，因为那时还没有有线电视，因此电视机画面的清晰度和天线的方向和高度有很大关系。
早到的几个同学围着小陈在看他不停地调整电视机的天线方向。
“哇，24寸！要是家里有一台这样的电视机看中国女排的比赛就‘扎泥’了。”一个圆脸，五短身材的男生看着电视机架中的那台24寸索尼黑白电视机惊叹道。“扎泥”是那个时代上海的土话，意思是“过瘾”。
1982年，那时普通百姓家的主流电视机是12寸，家里经济条件差一点则还在看9寸，甚至还有不少家庭家里还没有看上电视机。
“电视大学就是一个看电视的地方！”这时另一个下巴上满是胡渣，年龄较大的男生调侃说道。
“是一个看电视的地方，但63个人中只有1个人能有幸在这里看电视！”这时一个中年女性的声音从我们身后传来。
大家回身一看，是我们教学点的教导主任潘老师。
“全国700万人报考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但只录取了11万个全科生，因此你们都是幸运的！”潘老师手里拿着一叠刚印好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教学大纲，她一面把手中的教学大纲分发给大家，一面说道。
潘老师说得没错，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第一年招生，全国报考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700万人，角逐11.5万个全科生的名额，录取比例是1/63。
“哇，全是名校的老师啊！”
“哇，中国十大名校都在上面了！”
同学们看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教学大纲后不禁纷纷赞叹起来，只见教学大纲上写着：
教高等数学的是北师大；
教普通物理的是BJ大学；
教英语的是BJ外国语学院；
教工程数学和计算机原理的是BJ工业大学；
教数字电路的是清华大学；
教电路原理的是哈工大；
教自动控制的是北航；
教理论力学的是西安交大；
教材料力学的是同济大学等。
而且每门课的主讲老师都是该门课所在的系的系主任或副主任！
“所以，你们不要认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只是一个看电视的地方，前几天我去市里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上海分校的筹备会，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上海分校的校长——上海高教局局长杨凯这么说：‘中央电大’可以用三个‘最’来概括：世界上最简陋的教学条件，世界上最优质的师资资源，世界上最严格的课程管理！”
“中央电大”是当时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简称，潘老师可能是对之前那个同学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只是一个看电视的地方很不以为然，于是就这样对大家说道。
“哇，上海高教局局长杨凯是我们的校长啊！”
“真没想到，这级别够高的！”
同学们一听上海高教局局长杨凯是我们的校长，不由地又纷纷赞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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