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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服务队到这里来，固然有一个给孩子们辅导课业的明确任务，但这个所谓任务只是一个宽松的纲领。
一来，我们这帮所谓的老师不过是十八岁左右、刚刚摆脱了高考的大孩子而已，与教导学生如何考试相比，我们更乐意奉献情绪价值，也就是释放自己的善意，让孩子们感觉到陪伴。二来，我们毕竟不是学校里的教职工，没有人会对今天的教学成果进行评价，不存在什么竞争或者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人总是倾向于选择更轻松的方式去完成任务。这也是两个年纪最大的男孩在一开始会被挑剩下的原因：他们相对不好管教。
来参加这个服务队的，没有一个不是满怀热忱的年轻人，谁也不会有意识地挑肥拣瘦，但有些结果自然而然就形成了。
我对待自己的三个学生，当然也是遵循快乐原则。
一开始，我逐个检查了他们的作业完成情况，发觉他们的基础实在很不牢靠：默写古诗文时字写得歪歪扭扭，错字别字连篇，做数学题则连基本的审题都会出错，更糟的是注意力涣散，连端坐五分钟都成问题。
可我们这些人在这里只呆一天时间！傍晚五点就回学校去了，我们能改变什么？就像一个初出茅庐的修船工，手里握着崭新的锤子扳手，面对着一艘破了七八个大洞而且两个小时后就要完全沉没的船。被这样的无力感包围后，任谁都得松懈下来。
况且小孩子天性好玩耍，此时又是周末，孩子们只不过因为今天不上学而父母又不方便照顾，才到这个义工站来。既然这里并不是学校，怎么好让他们长时间保持学习状态？于是渐渐地，我开始像其他卡座的情况一样抛开课本，同孩子们聊一些轻松的话题。
可是在隔壁，春茗与他两个学生的气氛则严肃得多。
那两个孩子都上五年级，在温习英文。春茗让他们按学校的教学进度，记住所有应该掌握的英文单词的意义和拼写。这可实在不简单，他们已掌握的量还不到春茗要求的三分之一。于是春茗开始逐个讲解，教他们背英文单词的诀窍，但效果并不好，因为周围的卡座渐渐响起了玩飞行棋、剪纸，或者写字画画的欢声笑语。
两个孩子起初只是坐不住、注意力不集中，然后开始不耐烦，开始恼怒、反抗，反问他们的老师为什么不像别人一样陪他们做些轻松的事。
“因为你们长大了，大孩子更需要学习。”春茗平静地说。
可这并不能解决问题，两个孩子仍然想尽一切办法拒绝配合，总在座位上四处观望。但是不管他们两个如何表现，春茗的态度丝毫不变：按我说的做。他说话气息平稳、轻声细语，耐心地解释为什么一定要先把学习任务完成，既不以气势压人，又一点都不妥协，两个大男孩拿他毫无办法。
可是小孩子喜好玩乐的心总不会凭空消失，于是在得不到满足的玩乐心和老师的严格要求两面夹攻之下，一个孩子竟呜呜地哭起来，另一个马上也跟着哭。
这是不应该出现的情况，义工站负责人和队长听到哭声，都来看发生了什么事。弄明白没有大问题后，负责人俯下身对两个孩子好言相劝，让他们别哭了。
我让自己的三个学生往里挤挤，腾出位置给那两个孩子坐下，见他们还在一下一下地啜泣，只好拿起了储物柜上放的那把吉他，拨了几下弦，声音大致是准的，就弹奏起来，给他们唱歌。
队长则在春茗对面坐下。
“没必要做到这个地步嘛。”队长笑着说。
“这只是应该做的事。”
“没错，可他们并不是只需要上文化课，缺的不止是这个。”
春茗向我这边看了看，低着头苦笑一下，跟队长说：“他们现在需要考卷分数，胜于需要别的东西。”
“这当然也对，但做事总要考虑大环境吧？”队长也无奈地说。
我的吉他声吸引了大多数人的注意，许多孩子都跪在卡座椅子上，朝我这边望。
我先轻声唱了一首《歌唱祖国》，然后是《喀秋莎》，都是以前在音乐课上学过的，现在正好派上用场。眼角余光扫到春茗正呆呆地听我唱歌，让我有些得意。
《喀秋莎》也唱完后，春茗凑过来，问知不知道一首叫“美好的前途”的苏联歌曲，我摇摇头。
他说：“请来一首《且听风吟》吧。”
这恰好是我相当喜欢的歌，于是又兴致勃勃地弹起吉他。他也还是呆呆地坐着听，时不时跟着唱，目光稍稍低垂，不知是望着琴弦，还是弹琴的手。
不知觉间到了中午十二点，孩子们的午饭已由义工站的负责人和一位厨房阿姨准备好，队长则领着我们都到外边的快餐店去。那位魁梧的山东汉子说要承担我们吃饭的费用，队长坚定地婉拒了，说有规定要用学校的经费。
八个人散步似的走了一条街，到了一家偏僻而安静的小饭店，正好占满两张四方桌。春茗跟我坐同一桌，但是在点单之前又跟队长到旁边的商店去买大家的饮料。
“你吃什么呀？”我冲他喊。
“跟你一样就好。”
于是我点了两笼蒸饺，给他加了一份素面。
大家都默默吃饭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那个版本众多、广受欢迎的传说，此时不正好向他本人求证？我就小心翼翼地问他说：“呃，春茗，有个事情想打听一下。”
“噢，你说。”他干脆地回答。
“听说文学院有位三年级的女生，是你的恋人，是真的吗？”
结果春茗还没回答呢，跟我们同桌正在吃饭的另一位男同学吃吃笑起来。春茗就指着他说：“这位谢国昌同学正是文学院的，要不要向他核实一下？”
国昌继续笑了一会，才说：“那个追女生追了三年的故事我们也都听过，春茗在我们专业也算名人，但不是因为那个恋爱传闻，是因为他爱来蹭课。”
“怎么回事？”我问。“蹭课也不稀奇吧？”
“蹭课不稀奇，蹭课的人有些不同凡响。呃……是哪一门课来着？最早的那次？”
“中国思想史。”
“对对，就是那个。”国昌仍然没止住笑，“那是这门课第一次上课，教授刚讲到课程的绪论，突然问我们什么是中国哲学。那时春茗一个人坐在教室第一排，教授一眼看见他，就请他回答。结果春茗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有一些带点哲学思想的只言片语。此话一出，全场静默，我们都以为这两人是较上劲了。结果教授反而说，讲得好，这就是我们这门课叫中国思想史，而不是中国哲学史的原因。”
国昌把面前的盘子扒干净，又接着说：“但这件事只是引子，关键是春茗一个蹭课者总是一个人来一个人走，又光明正大地坐在最前排。所以不到一个月，我们几十个人和几位教授都记住他了。一旦我们上春茗喜欢的课，大家就猜：那个人会不会来呀？万一真没现身，我们还会想念他。有一回，连教授也提起他。有些同学对这蹭课的家伙有种莫名其妙的亲近感，于是三两下就混熟了。至于说什么三年级的女友，至少我们从没见过。”
春茗补充说：“高考三次是真的，脑袋瓜子笨嘛。其他什么痴心一片追随心上人啦，或者自作主张对女孩子死缠烂打啦，都不存在。苦哈哈地念了五年高中，仅此而已。”
“既然如此，怎么不见你澄清呢？”
“澄清什么？被议论也是一种享受嘛。”
所有人都填饱肚子后，时间还没到下午两点，孩子们的午休还没结束，我就提议先到别处去走走，也避免身体困倦。
队长说他知道这附近有一片传统岭南民居建筑，不妨一探究竟。于是我们开始两人一组，跟随队长走街窜巷。
春茗和那位谢国昌同学一起走在队末，在低声讨论着什么。我几次回过头去，都看到春茗一脸认真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右手搭着同伴的肩，左手在比划着，仿佛正在把自己的观点具像化。一番讨论后，国昌同学稍微提高音量说：“你说得很对，做得也对，但你得先讨人喜欢。世上有人会吃软，有人会吃硬，但没有人会吃道理。明白吗？”
春茗终于不说话了。两人大概还是在讨论上午把孩子惹哭的事，春茗自然要坚持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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