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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0年3月19日，长安，朱雀县。
“大学士，你戴上试试。”
王介听到这个称呼非常受用，微笑地点点头，从伙计手里接过配制好的眼镜，试着架在了鼻梁上，然后调整了几下镜架。
那名伙计又殷勤地将一份《长安纪事》递给王介。
“嗯，倒是看得清楚了一些。”捧着报纸看了半响，王介摘下眼镜，轻声说道：“不过，这左眼稍稍有些模糊，恐怕还需再磨制一二。”
“大学士稍等片刻。”那名伙计接过眼镜，迅速回到里间工作室，稍顷，重新换了一只镜片，让王介再次试过。
眼镜的发明最早可追溯到1270年左右英国圣方济各会修士罗杰·培根的光学实验。当时眼镜仅是作为老年人阅读之用，到了1290年传到了法国，1310年就已经通过海路，传到了中国。
眼镜是印刷的副产品，对于这个观点，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惊奇，这就如同说显微镜和望远镜是眼镜的副产品一样不可思议。
眼镜虽然出现得很早，但只有在印刷技术大规模地发展和应用后，才得到重视。众所周知，印刷字一般要小于手写字，而且早期的印刷体也不比手写更清晰，再加之当时的照明采光条件不好，印刷书在扩大阅读的同时，也造成常见的视力疲劳和近视眼，眼镜便很快成为读书人的日常用品。
最早的眼镜片是矫正远视的凸透镜，后来出现了矫正近视的凹透镜。齐国的玻璃光学技术的进步，相应地也带动了眼镜制造业的兴旺。
随着齐国光学技术的发展，汉洲本土随之产生各种各样的凸透镜、凹透镜，以及多镜片组合的放大镜、显微镜和望远镜。而显微镜和望远镜又引发了医学、生物学和天文学等新兴学科的革命性突破。
甚至可以说，没有显微镜就没有新生的微生物学，这一切其实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人类创造的每一件工具，都蕴含着超越其自身的意义。
按照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技术是和理性、知识相关联的创造性行为。正如古代中国发明了罗盘，由此引发了后来的西方大航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层出不穷的新工具和新机器促发了齐国的工业革命，而催生这些新工具、新机器的却是看似不起眼的仪器--比如眼镜、放大镜、望远镜、气压计、温度计、真空泵，甚至是钟表。
如果说眼镜（诸如老花镜、近视镜）大大延长了钟表匠的职业寿命，那么放大镜则使钟表的小型化成为可能，更加小巧的怀表和腕表使时间得到彻底的解放。在这些生产生活的细节中，如果说钟表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念，那么望远镜和显微镜则改变了人们的空间观念。
王介是大秦礼部左侍郎，这个月初才随访齐使团抵达长安，觐见齐国皇帝、拜会内阁总理，并通报大秦国内出现的巨大变动。
大秦皇帝孙可望于去年九月驾崩，瑞王孙征灏在群臣的拥戴下，继皇帝位，改元承德，昭告天下。
大秦新皇登基后，除了第一时间通知周边藩属国派出使团前来南京哀悼先帝，敬拜新君外，还要告知远在万里之外的战略合作伙伴--齐国，大秦已经换了新的话事人，但仍旧希望继续加深彼此之间的合作和交流，维持双方的战略协作关系。
当然，使团除了向齐国通报大秦皇帝变更的消息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那就是想再借一笔钱。
数年前，大秦为了朝鲜，与云州北明政权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冲突争。秦军先后动员十万军队进入朝鲜境内，意图将北明势力彻底清除半岛之外，以维护天朝上国之威。但北明尽管国小力弱，但部队战力极强，竟然先后击败、重创两路秦军，继而与庞大的秦国打得有来有往，形成拉锯之势。
后来，在齐国的调停下，秦明两国罢手停战，各自于朝鲜境内划分势力范围，不相侵犯。这场战争，大秦可谓是得不偿失，不仅花费了数百万两银子，还让北明生生地割占了朝鲜四成领土和人口，大大削了大秦皇帝孙可望的脸面。
为此，大秦开始励精图治，改革军制，要仿齐国陆军模式，建立大秦新军。
然而，让大秦君臣意想不到的是，这新军的耗费居然如此巨大。仅五千余的官兵，从人员饷银、被服军装，到装备的武器军械、训练弹药，以及整个后勤辎重，每年就要耗费一百二十多万两白银。若是，拉上战场打上几仗，估计花费将会更多。
这新军，简直就是一头吞金巨兽！
可是一想到秦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表现，皇帝孙可望一咬牙，继续加大投入，将新军规模扩大至一万人，势必要将秦军的作战实力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
在国内尚有五十余万旧式军队尚未淘汰之际，有限的财政收入必然无法支持大秦的军制改革持续推进。在这种情势下，去年一月，大秦便以广州市舶司为抵押担保，向齐国借贷了五百万汉洲银元，期限十年，以补充空虚的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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