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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幕府秘书们效率很高，已经开始了下一个议题，杜袭的安荆州人心第三策，“封王子比干之墓”。
曹操已猜到此事当如何实施，捋须笑道：“定是为已故长沙太守张羡迁墓，乃至于立铭表彰。”
杜袭道：“然也，看来这是丞相心中早有之意。”
这已是八年前的事了，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终于反目，两大军事集团对峙于官渡。当时曹操刚刚将刘备逐出徐州，招降南阳张绣，江东孙策也遇刺身亡，唯一还担忧的势力，便是荆州刘表。
刘表是袁绍名义上的盟友，建安年间也屡屡与曹军交战，争夺南阳地区。此人虽无四方之志，但只要派兵做出策应袁军的举动，也足以让曹操腹背受敌。就在这关键时刻，刘表手下的长沙太守张羡却打着响应许都朝廷的名义，联合武陵、零陵、桂阳共同举兵，长江以南顿时不为刘表所有。
同时张羡还遣使北诣曹操，曹操那会正因久久未能分出胜负而焦头烂额，很担心刘表背刺，闻讯大悦，立刻以天子名义拜荆州刺史，支持他和刘表打擂台。
只可惜张羡没撑太久，便兵败退守长沙，病死后城破，诸子被刘表杀尽。但张羡父子牵制了刘表全部兵力，为曹操争取得宝贵的数月时间，撑过了最艰难的对峙阶段。
这样的人，当然得重重表彰！曹操早就追封张羡为亭侯，又让时任西鄂县令的杜袭举荐张羡的族中子弟为官。只是那会他对荆南长沙鞭长莫及，管不了张羡的身后事，如今荆州已平，确实可以将封墓铭碑补上了。
杜袭早就打听清楚了：“刘表深恨张长沙，攻入城后将其掘墓抛尸，幸有当地士人百姓受其恩遇，将他尸骨重新收敛，埋于湘水旁。”
曹操叹道：“忠良之骨焉能久留卑湿之地，待长沙归顺后，立刻派人南下，为张君迁墓！奉还其故里南阳郡西鄂县，以列侯之礼下葬，墓室绣墙题凑，再立大碑，以旌功勋。”
他旋即望向记室属阮瑀道：“元瑜，自中兴以来，碑碣墓铭之风云起，然若论文采之博，用语情深，莫高于蔡伯喈。元瑜受学于伯喈先生，碑碣得其真传，就由你来为张君作墓志铭，如何？”
蔡伯喈便是蔡邕，他多才博学，一手碑文更是闻名朝野，公卿名士都以死后找蔡邕来题铭为荣，其中不乏名篇。诸如清流魁首郭太的《郭有道林宗碑》，还有曹操忘年之交桥玄的《故太尉桥公庙碑》，都出自蔡邕之手。
由蔡邕弟子阮瑀来题墓铭，无疑颇为合适，然而阮瑀却推辞道：“先师虽然多为贵人作墓铭，但其晚年却颇为懊悔，曾对臣说。‘吾为碑铭多矣，然多有惭德，何也？吾与不少墓主既不相识，更不详知其行节，只是受人重金所托，勉强下笔，故文辞虚浮，情亦不真，你切不可学我’！”
阮瑀一本正经地说道：“臣铭记先师之言，故若非久识之人，绝不轻易作铭。臣与张长沙既非同乡，素未谋面，连他生前容貌也不知，如何敢落笔为他一生定论呢？”
言罢，不等曹操面露不快，阮瑀又及时推荐了另一个人，看向侍立在侧的文学吏王粲：“而王仲宣与张长沙同府共事多年，听说还曾南游湘沅，与张长沙宴饮谈笑。加上仲宣文采独步于荆汉，下笔成篇，人尽皆知，臣以为是为张君撰铭的最好人选！”
曹操颔首觉得有理，目光望向王粲，可王粲此时已面露窘色，答应也不好，拒绝也不是，最终只能勉强露出笑来应诺：“丞相有令，臣当竭力试之。”
旋即王粲又朝阮瑀拱手，咬牙切齿地感谢道：“弟多谢元瑜兄让功之举啊！”
那日在纪南城，徐干与王粲发生过口角，身为记室副官的阮瑀倒是始终沉默。王粲本以为，毕竟同为蔡邕弟子，阮瑀是偏向自己的，没想到挖好的坑在这等着呢！
一旁的徐庶将两位文人作态都看在眼中，一时忍俊不禁，只差捧腹大笑了。
曹操不晓得其中奥妙，徐庶那会就在荆州，自然清楚。当张羡举兵时，刘表率军讨伐，为了显得师出有名，特令府中王粲来写文宣传。
王粲自无不允，于是一篇《三辅论》便脱笔而出，怒斥张羡是“长沙不轨，敢作乱违”，说刘表是“去暴举顺”。接着就是一通“刘牧履道怀智，休迹显光，洒扫群虏，艾拨秽荒”的马屁。
这文章没传到曹操那，同为文人的阮瑀却知道，遂在今日故意将活推给王粲。
王粲也难啊，若他拒绝并说自己曾骂过张羡，不宜作文，那就会让曹操笑话。眼下硬着头皮接下任务，那阮瑀、徐庶他们就有乐子看了。
墓铭是要说死者好话的，这次政治意味十足的表演，更是得拔高溢美、夸饰捧扬。就等着看王粲是如何自食其言，厚着脸皮将阿谀刘表的话，统统换到张羡头上吧。
而眼下王粲吃了个哑巴亏，却也不甘心，欲令阮瑀知道自己的厉害，于是对曹操提议道：“丞相，既然要表彰张长沙，那当初游说张君举义兵，并为其筹划的那位智谋之士，岂不也应该一同征辟任用？”
“哦？竟有此事？”曹操看向杜袭，因为相隔太远，他并不知道张羡起兵的具体细节，更不知其谋主是谁。
杜袭竟也不晓，毕竟那会他早已北归曹操。
王粲遂暗暗得意，说道：“此事极少有人详知，其实张长沙的帐中智囊，正是臣的好友，长沙郡孝廉，桓阶，桓伯绪！”
……
少顷，曹操听王粲说完桓阶事迹后，拊掌大赞道：“此真英杰大才也！当年掎挈刘表之功，张长沙与桓伯绪应各分一半。”
但又立刻目露怀疑：“既然桓伯绪之谋匿而未布，连刘表都不晓内情，仲宣又是因何而知呢？”
王粲道：“因臣早年去游于长沙时曾拜访临湘，与桓伯绪有旧，后来又从知晓内情的长沙士人口中得闻此事。”
曹操这才释疑而笑：“既如此，待张长沙棺椁北上时，我会派人将桓伯绪一并征辟，入我幕府，仲宣且为我修书一封送去，劝他出仕！”
“诺！”王粲应下此事，目光旋即瞥向同门师兄阮瑀，那意思很明显：虽然你我都以文章而闻名，但与你不同，我还能向丞相举荐贤才，在军国之事上也参赞一二，比你有用！未来有了这些被举者相助，我还能在仕途上，爬得比你更高！
阮瑀明白，却只淡淡一笑，浑然不在乎。
而曹操则因桓阶之事感慨起来：“荆土奇才，何其多哉，刘表却不能知人善人，此其败亡之由也。子绪，这些避在江湖的贤能之士，我想要统统得而用之！”
曹操爱贤是出了名的，先前拿下襄阳后，他在行军途中与蒯越交谈数语，听他指点荆扬形势，便高兴地给留守许都的荀彧去信，说：“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耳。”
“丞相已经想到臣前头去了。”杜袭笑道：“这正是臣要提的定荆第五策，‘庶士倍禄’也。”
这却是与杜袭前三策一样，都出自礼记“武王克殷反商”那一段，所以曹操很清楚其中漏了什么，遂道：“且慢，子绪，伱第四策‘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呢？”
杜袭道：“因为这句话的前一半，丞相早就令臣做了啊！荆州的‘箕子’，便是臣奉命先赴江陵时，丞相嘱咐我入城后一定要去牢狱中释放的韩嵩，韩德高。”
曹操对韩嵩可不陌生，此人出身南阳郡义阳县寒门，虽是贫士，但却好学博闻，渐渐也在故乡知名，又机缘巧合拜入同样幼时贫贱的大名士郭太门下，从此也有了“党人”的标签。
韩嵩在党锢之祸时逃入山中，等到清流重新上位，袁氏等三公数次征召韩嵩出来做官，都被他屡拒。董卓之乱后，韩嵩避难汉南，被同是党人领袖的刘表辟为从事中郎，但刘表只是想利用韩嵩的名望，却不真正重用他。
后来曹袁两家对立，刘表安坐观望，就令韩嵩作为使者，以朝贡天子的名义，到许都见曹操，以观虚实。曹操那会刚刚战胜于官渡，礼遇韩嵩，给他极好的印象，于是韩嵩回荆州后，深陈曹操威德，说他今后必能灭袁绍而一天下。又劝刘表不要再犹豫了，还是快点遣子入质，投了吧。
于是刘表大怒，怀疑韩嵩已经被曹操买通，打算出卖荆州，遂准备找借口杀掉他。后来在蔡夫人及蔡瑁力劝下才饶了韩嵩一命，但仍将他囚禁在江陵，以震慑投降派，这一关就是数年。
杜袭已经奉曹操之命释放韩嵩，此刻便道：“韩德高乃郭林宗弟子，出身清流，在荆州颇受人敬重，号称‘楚国之望’，又于刘表群僚中最早提议归顺丞相。臣以为，丞相还应提升他的官职，任为卿大夫，就像武王对待箕子那样，复其位，使视商礼乐之官。”
“而丞相想要征辟贤才一事，正好可以让德高望重的韩德高出面来做，可令其品评州人优劣，将还隐于江湖的士人擢而用之，如此，必能尽得荆州土客士人之心！”
言罢杜袭下拜道：“这便是臣定荆州、收人心的全部五策，还望丞相采纳。”
全程见证这五策的徐庶，心中只剩下深深的惧意，确实如杜袭所言，只要曹操一一推行，足以影响荆州的士心向背，而失去士人冠族协助后，自己和阿绍想要“令荆州幽而复明”，变得难上加难。
徐庶同时也对杜袭这老乡颇为忌惮，心道：“颍川四士中排名次席的‘杜’便如此了得，那名列魁首的‘赵’又得有多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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