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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藏阳宫内提出设想获得嬴政默许，再经由廷议上文武重臣们讨论赞同，最终由嬴政盖上玉玺颁发圣旨。
扶苏终于在这个时空扇动了自己蝴蝶的翅膀，迈出了第一步。
至于将来会掀起什么样的风暴？只有天知道。
而关于扶苏为什么要一再在上奏时特别强调“新地”、“豪强”，自然也是有讲究的。
“新地”，顾名思义，新占领的地域。也就是秦朝攻灭的六国之地，秦朝的政令在此类地区推行并不像秦地一样自如。
特别是新近覆灭的燕、齐等关东地区。
秦朝攻灭六国后，为了巩固统治，派遣了大量的“新地吏”前去治理关东各地。
但由于语言、文化等诸多障碍，这些来自故秦地的新地吏往往难以立刻融入“新地”的政治文化圈并发挥作用。
“新地吏”由来自故秦地的吏员与从本地选拔的吏员两部分组成
前者通常担任令、丞、尉等高级长吏，后者往往把持着位卑权重的要职。
在“新地吏”的构成中，秦吏的数量远远少于当地新选拔的吏员。
从“新地”本地人中选拔出的“新地吏”，由于同时熟悉秦法与当地习俗的缘故自然地便成为秦吏的左膀右臂。
这些人才是直面百姓、处理日常事务的主体。他们深知“秦法实重”的道理。
但是，在配合秦吏贯彻中央官府统治意志时，其既得利益者的身份又使得他们冲锋在前。
不客气的说，即便是派出的秦吏在“新地”有作恶的打算，在缺乏本地吏配合的情况下也只能是空想。
反而是本地吏员在欺压黔首的事件中扮演着比秦吏更为恶劣的角色。
无论是在狱中调戏吕后的狱吏还是在酒店骗吃混喝的刘邦
其实都是“新地吏”中的本地人，他们欺压父老袍泽的工具，便是秦法。
面对后者的违法乱纪之举， 只要不是过于明显肆虐，秦吏往往只能采取默许甚至参与其中的态度。
这便使得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
在本地吏数量远远超过秦吏的“新地”，“匡饬异俗”往往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具体施政时仍多仰仗本地的“豪吏”“主吏”等土生土长的吏员领袖。
这就导致一些利于一统却有损地方豪强的政令推行时阻力重重，严重破坏了秦朝的施政根基。
因此，历史上本地吏员与新黔首决定参与反秦战争，举起遍地反旗时
那些中央所委派的秦吏们大多也只能采取随顺的态度。
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新地”政治的运行有其自身的逻辑。
这是不以最高统治者嬴政，以及“新地吏”中秦吏的意志为转移的。
只有通过时间的积累才能慢慢潜移默化。
秦的扩张速度实在太快，吏员队伍的培养没有跟上。
每个县能配备一两名秦吏已经达到其力量的极限，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扶苏知道，嬴政也清楚，朝堂上的群臣百官更是明白。
但对于一个新立统一的大帝国而言，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迅速解决。
如今陵邑迁豪强制度提前出现，至少可以帮助秦朝缓上一口气。
嬴政此时却转向扶苏道：“秦律，功必赏，过必罚。汝献策有功，可有所请？”
扶苏正色道：“儿臣不敢辞之以坏律例，愿为少府工室一佐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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