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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忧心忡忡地来到了高泰电讯组的医务室找周医生。
高泰电讯组的医务室，实际只是在老式居民楼的天井里的一个不足六平米的冬冷夏热的违章建筑：
医务室内四周的墙壁简单地使用石灰刷白了一下，屋顶吊着一只40W的日光灯。
对门靠墙放着一个上半部是玻璃门的柜子，柜子里整齐地排列着病历卡；
门的左侧也放着一个上半部是玻璃门的柜子，里面有一些简单的日常用药品、体温计等；
门的右侧，是一张陈旧的单人办公桌，桌上放着一个血压仪，还有一瓶蓝墨水和一瓶红墨水，周医生面对着门坐在这办公桌的后面。
周医生是个68届的初中毕业生，毕业后去了农村插队落户，后来队里看她是个女知青，虽然只是初中毕业，但那时中国农村中的普遍文化程度连高小毕业都不到，因此就让她当了一个“赤脚医生”。
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没有多少人会知道什么是“赤脚医生”了。
“赤脚医生”是上世纪60～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名词，指的是没有固定编制，一般经乡村或基层政府批准和指派，受当地乡镇卫生院直接领导和医护指导的有一定医疗知识和能力的医护人员。
他们的特点是：亦农亦医，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行医，或是白天务农，晚上送医送药的农村基层兼职医疗人员。
“赤脚医生”的出现，在当时一定程度上解决和缓解了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问题，他们在广大农村地区普及爱国卫生知识、除“四害”、根除血吸虫病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赤脚医生”中的代表人物叫王桂珍，她是电影《春苗》的原型，除得到国家领导人的多次接见外，还曾登上天门城楼参加建国20周年庆典，代表中国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并作发言，1977年发行的上海壹市斤粮票上还有其肖像。
而“赤脚医生”的这个名称，是1968年9月，当时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杂志《红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然后文章在全国内各大报刊被纷纷转载，于是“赤脚医生”的名称就此走向了全国。
周医生就曾经是这样的一名“赤脚医生”，后来国家出台了知青返城的政策，周医生就回到了上海，被分配到了我们高泰电讯组，并当了医务室的医生。
来到高泰电讯组后，由于我是“砂头组”的组长，当时在高泰电讯组里也算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同时我待人随和，很有亲和力，加上我经常去她那里看病，因此她和我走得很近。
恢复高考了，周医生也想去参加高考，她想去考医学院，由于当时我在高泰电讯组中的高考复习进度是最快的，因此她在自学中遇到了问题，就会来问我，而我也总是不厌其烦地会帮她解答，因此她和我的关系就更好了。
“X，看病啊？”，周医生正在埋头叠纱布，见我走进医务室，就抬起头来热情地招呼道。
我见周医生问我是不是来看病，就摇摇头，然后在周医生的对面坐了下来。
周医生见我摇头表示不是来看病，然而又是一幅忧心忡忡的模样，恍然大悟道：“哦，我知道了，一定是为了高考体检的事，是吧？！”
听周医生这么问，我惊奇地想，她怎么知道我来找她是为了高考体检的事？但转念一想，明白了：因为高泰电讯组中想去参加高考的不光是我一个，因此因为体检问题去找她的人自然多了去了。
“是！”于是我点点头，简短地答道，不过依然是一副心神不定的样子。
周医生见我说确实是因为高考体检的事，于是就走到柜子前，翻了翻，找出了我的病历卡放到了我面前。
我来找周医生，确实是要拿我的病历卡，因为国家规定去参加高考体检的都必须带上自己的病历卡，但我今天来也并非全因为此，我还有事求她帮忙——想让她帮我开一张证明，证明我的慢性支气管哮喘已经明显好转了。
我拿过我的病历卡，从头翻了起来，只见里面满满的都是我看病的记录，在这些记录里，绝大部分都是我来配吃支气管哮喘的药的记录，这更加重了我的担心，于是耷拉着脑袋把病历卡放入了中山装右下方的口袋中，心里想着：“怎么开口和周医生说呢？”
周医生见我垂头丧气的模样，知道我的心思，就用一种替我抱不平的语气说道：“这高考为什么要体检呢？”
“不知道。”我沮丧地摇摇头简单地答道。
实际上，我知道国家这次高考要体检是因为报考的人太多了，要先筛掉一批，而我说不知道，实际上是想说为什么我的运气就这么差，遇上了这样的事呢？
“现在很多人在说，这次高考的时机是最好的，因为有基础的去年都考上了，今年由于年龄限制“老三届”也都不能考了，而正规的中学生要到明年才会毕业，所以今年虽然报考的人多，但对准备充分的人来说，实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周医生见我仿佛连说话的心情都没有，就在一边用惋惜的口气对我说道。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周医生的话正是国家宣布第二次高考时间后，坊间一直在流传的一种说法，因为从1977年开始，中学的教学内容恢复正常了，但这批学生要到1979年才能毕业，而一些在过去的十年中坚持自学数理化的，都在去年的第一次高考中被录取了，加上有数理化基础的“老三届”，也因今年有了年龄限制而不能考了。
因此确实如周医生所说，今年是一个绝佳的参加高考的时间窗口，当然，前提是你必须已经准备好了，而我，经过半年多的日以续夜的学习，自认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周医生见我还是没有答话，就又说道：“老实说，我去考那是不甘心罢了，我自己也知道考上的机会很小，但如果你今年去考，我想一定能考上！”
周医生这么说的本意是想安慰我一下，但她的话并没有让我快乐起来，反而让我更烦恼了，因为周医生说得没错，高泰电讯组里的同事们，我周边的朋友们，还有我妈学校的老师们，都夸我自学能力强，对数理化的领悟要比一般的人高。
实际上，我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我从第一天准备参加高考起，就感到自学数理化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件能让我充满热情的事，而当时对很多人来说，自学数理化，那就是一桩苦差事。
我对自学数理化之所以有这样的热情，是因为我从中看到了我的未来和前途！
但现在，我现在却因为患有慢些支气管哮喘而很有可能因此无法通过高考的体检，所以开一张证明我的病已经明显好转的证明成了最后的希望。
想到这里，我皱着眉看着周医生，不好意思地说道：“我...有个事想请你帮个忙。”
“帮什么忙？如果能帮的我一定帮！”周医生听我说有事要她帮忙，就爽快地答应道。
我见周医生说愿意帮忙，就感激地说道：“我想麻烦你帮我开个证明。”
“开个证明？证明你没有慢性支气管哮喘？那可不行！”周医生一听我说要让她搞个证明，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是不是要让她证明一下我没有慢性支气管哮喘这个病，于是为难地摇摇头说道。
“不是我不肯给你开这个证明，而是你的病在这病历卡上都记载着那！”周医生无奈地又补充了一句。
周医生虽然不同意帮我搞个没有慢性支气管哮喘的证明，但她的口气却是对我充满着同情和无奈。
我见周医生误解了我的意思，就用一种商榷的口气问她道：“不是，我不是想让你帮我搞个没有慢性支气管哮喘的证明，我是想你能不能给我开个我的慢性支气管哮喘的病目前已经有所好转了的证明？”
周医生听我这么说，看着我那恳切的眼神，想了想说：“嘿，这可能是个好办法！”
我听周医生说这可能是个好办法，心中一阵高兴——因为这表明周医生的想法和我是一样的， 于是原来紧锁着的眉头顿时舒展了开来，说：
“你看，这上大学，说实话，对我这样有慢性支气管哮喘的人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因此如果能有一个证明来证明我的病确实已经有所好转，是不是就可以通过体检了？”
“是啊，我想也是！”周医生听了我的分析，点点头，表示她赞同我的说法。
“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给我开个我的病情已经有所好转的证明。”我看着周医生，恳切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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