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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每一次凑船出海太麻烦了，就有单独出售给船东的保单出现。”
“出航之前，商人会和出售保险的银行家，在教士的见证下签订契约，承诺一旦遇到危险，船主或者船主的家属就能获得赔偿。”
“后来银行家们发现了其中的利润，热那亚出现了第一家保险公司，现在整个地中海航行的船只，几乎都会购买保险。”
何心隐听到很认真，他听完了之后问道：
“你们的官府，不，你们的国王和领主，是如何监管保险的？”
“监管？”
阿方索船长摇头说道：“这些都是私人的商业行为，没有监管，国王和领主又不从中征税，为什么要管这些事情。”
何心隐也明白，这是东西方在观念上的巨大区别。
葡萄牙，意大利这种松散的城邦国家，国王和领主就是收税的，对于领地的具体事务很少管理，很多纠纷都要通过教会或者地方士绅来调解和处理。
而在中华大地这个长期大一统的国家，百姓则习惯什么事情都寻求官府的帮助。
就比如这次袁文才跑路的案子，如果是在威尼斯发生这样的事情，除了上法庭状告之外，受损失的船主也只能认下苦果。
而东南的商人遇到这样的事情，则会找到到官府衙门，请求官府给他们做主。
何心隐并不觉得东西方的区别有什么高低之分，只能说这是因为政府权力的区别，造成的义务区别。
或者说如今西方这一套东西，在这片大陆上也曾经出现过。
比如汉初黄老治国思想下，吕后到文景时代的轻徭薄赋政策，也是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
可是无为而治，并不代表就能保护普通百姓的利益。
文景时期虽然国家得到休养生息，但是也让豪强大族开始扩张。
这也很容易理解，在更缺乏管制的社会中，自然是强大的个体会积累更多的优势，劣势的个体则会被欺压。
大官府自然也不全是好处。
无限权力的大官府，自然也要承担无限的义务。
可是要享受权力容易，想要承担义务难。
权力和义务对等，这也是何心隐在立法的时候秉持的基本原则。
看来西方的经验不管用了，金融和保险的问题，何心隐没有任何参考的经验。
大都督提出的保险准备金的问题，确实是财政上解决保险暴雷问题的方案。
可是需要一个监管保险行业的部门，就需要更多的人员和更多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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