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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述面色一惊，但很快就明白够来。
张斐一直强调，将“恶”束缚，那么问题来了，此“恶”为何能够挣脱束缚，根据牛顿定律，背后肯定是有一个力在推动此“恶”去冲破束缚。
官场中是没有什么地心引力的，官场中就只有一个力，那就是“权力”。
那么再回过头来看，束缚的也就是权力。
吕公著又问道：“二者孰优孰劣？”
“？？？”
几个当代最聪明的人，不禁也是面面相觑。
文彦博抚须道：“其实二者所追求的结果，可能都是轻徭薄赋，只是采取的手段不一样。”
他还是认为此与二者的理念有着莫大的关系，在儒家系统中，君主是核心，故此是以规劝君主为主，若不分善恶，又如何去规劝君主，总不能劝君主行小恶，勿施大恶。
在儒家体系中，所有的人和事，都是有对立面的，对错，善恶，君臣，父子。
故而，苛捐杂税是为恶，轻徭薄赋是为仁。
法制之法则不同，它的理念是捍卫正当权益，在这个理念下，收税就是一种恶，收税绝对有侵犯个人正当权益，但这又是必要的，而法制之法是不需要去分善恶，因为他本身就能将恶给束缚住。
但束缚住的结果，多半还就是轻徭薄赋。
这跟法家之法是极为不同，法家之法并非是强调束缚恶，而是强调逾越者为恶。
在法家之下，税是可以无限膨胀的，这不是恶，但若你不交税，这就是恶。
但是在法制之法下，税本身就是恶，必须得束缚住，不能无限膨胀，必须得小心谨慎。
法家和法制，行为其实是类似的，只是对“恶”的定义不同。
那么文彦博就认为，孰优孰劣，是见仁见智。
但是富弼却不这么认为，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此可分出优劣。”
文彦博的孰优孰劣，其实站在统治阶级，也可以说是站在士大夫阶层，对于他们而言，这只是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但是富弼是站在百姓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若从百姓的角度来看，会更偏向哪种？
肯定是倾向于定义为“恶”。
轻徭薄赋，百姓也不一定承受得起，当然也是恶。
文彦博又问道：“那富公以为，孰优孰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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