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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搞政治的、搞外交的、搞军事的、搞文化的,他们如何算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的成本与收益,结果很难算清楚。

军事性价比是没法算的,但收益也有个粗线条的、相对客观的标准。一看能不能唬住人(威慑),二看能不能打得赢。

在和平年代,主要是看能不能唬住人,因为没有多少真打的机会,除非自己有病,非要去作死露怯。

既唬不住人,又打不赢,军事的收益就是个零,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就是个赔钱的买卖,而且投入越多,赔得越惨。

比如毛熊没打小克的时候,毛熊不仅唬住了所有人,还被捧为外交、军事的楷模,一堆人和国争相效尤,崇拜得五体投地。

外交的性价比,是比较难算的。但收益,至少有个粗线条的、相对客观的标准,就是这个国家的国际环境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朋友多了还是少了,国民和企业在外是更受欢迎了还是更被厌恶了。

外交者,交也。交友也,非交恶也,否则的话,就该改名叫外恶部了。

钱花了,国际环境却恶化了,你再怎么辩解,这钱也是赔了,不如不花;花得越多,赔得越多。外交的帐,要这样算。

当然南宋也讲经济,可惜成本控制不好,三冗把它拖垮了。

到了明朝就讲政治不讲经济,后边连军饷都发不出,经济问题一定要重视起来,之乎者也搞不了经济,也搞不明白经济。

可惜啊,这个时代的读书人只顾埋头读之乎者也,没心思去认真体察社会。

他们认为财富不在民则在官,显然严重脱离了生活生产实际。

谁说阶级对立发生在官和民之间?阶级对立,永远发生在食利者和劳动者之间,放在南宋,就是在地主和农民之间。

后来南宋的陆游,对此就发表过不同意见:

自古财货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胜数?或在权臣,或在贵戚近习,或在强藩大将,或在兼并,或在老释。

方是时也,上则府库殚乏,下则民力穷悴,自非治世,何代无之?

以司马光的人品,肯定不屑于当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他纯粹是对社会的认知水平不足,属于典型的,脱离了生产生活实际的儒家士大夫。

即使到了明朝,依然有很多人用这样错误的阶级观点看待问题,比如在讨论财产税等问题时,他们认为官家不会刀自己。

其实在皇帝眼里,地主一样是韭菜,说嘉靖不敢对沈一石动刀,不是笑话吗?

以后的执政官不懂经济就别来当官,光会之乎者也的去当老师去,不懂经济建设,地方怎么发展?你治下的百姓如何富裕?

后世总结巨大的财富增长,确实是工业革命之后才有的,但你想想看,工业革命是怎么来的?

是先有市场经济,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对利润的追求,促使手工厂主改进机器设备,于是才有了工业革命和工业化。

也就是说,市场交易,才是真正的,财富增长的法门,连工业化本身,都是市场交易的结果。

亚当·斯密所观察到的,就是这样的现象--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极大提高了人们的劳动效率,根据比较优势原理,贸易会带来分工,分工带来专业化,然后促进技术进步。

所谓搞经济,说到底就是要搞活市场,然后你就能看到明显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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