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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秉文与齐政握了握手，忙不迭摇头道：“说指导实在不敢当，我就是抱着学习的态度的，还要感谢嘉谷提供的机会。”
所谓“联合育种”，就是在一定范围(地区、省、全国)内进行统一规范的生产性能测定联合(跨场)遗传评估，将优良遗传资源(种畜)共享。
说白了，就是让大家联合起来，有啥好种猪出啥好种猪，扩大育种群规模，充分利用优秀遗传资源。
为此，在原长白猪、大白猪、杜洛克猪三个品种协作组的基础上，整合成立了全国猪联合育种协作组，至今已经快十年了。
“可惜，这么多年来，联合育种并不成功。”寒暄后坐上观光车，王秉文与齐政坐在同一排，毫不讳言道。
尽管他是联合育种的发起人之一，但他毫不掩饰对于联合育种的不乐观态度。
齐政和前排的李东亮对视一眼，目光里尽是了然。
全国联合育种的想法是很好的：把全国各个猪场核心种猪场联合到一起，那么万里挑一选育的效果肯定优于千里挑一或百里挑一的效果，生产性能整体就提高很快——国内拥有国家级和省级地方保护品种将近50个，除了从国外引入的瘦肉型猪种，几十年来各地也培育了不少杂交配套系。这么丰富的遗传资源，为我国的育种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从理论上讲，只要市场需要什么样的种猪，我们就应该能够培育出什么样的种猪。
然而，这里面有个很大的漏洞——它假设所有的参与者都在同一个规则下开展工作，所有的工具、标准都统一，所有动作整齐划一。
事实却是，不同参与者的育种目标与方向就很难达成一致，中国这么大的区域，市场需求不一样，企业的经营模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竞争还异常激烈，那育种目标怎么可能一样？
别的不说，嘉谷农牧原本也是联合育种的重磅“选手”，但是，除了嘉谷系育种场之间有充分的遗传交流，与其他育种场之间的遗传关联根本无法建立。大家都存在利益上的竞争关系，谁愿意把最好的拿出来？就算愿意拿出来，这些企业提供的数据也不一定准确。
当然，这样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嘉谷系育种工作在全国生猪育种工作中“一骑绝尘”。
王秉文对此深有感触。
全国猪联合育种协作组刚成立的时候，嘉谷农牧只是一家不太起眼的养殖企业，甚至连争取参与联合育种的资格都很勉强。
但近十年过去了，以联合育种为主要形式的全国生猪育种体系还停留在理论的层面，“自起炉灶”的嘉谷系生猪育种体系却大踏步前行，因为在环境、水平、运作体系等都存在较大偏差，联合育种反而变成了拖后腿的存在。
此次非洲猪瘟疫情对中国养猪业无疑是一场洗礼，同时更揭示了嘉谷系养猪体系与国内同行那被渐拉将远的差距。
横向来看，“营养”、“生物安全”和“育种技术”是猪育种的三驾马车，其中营养技术是最容易解决的，也是很容易“拿来主义”的——国内养猪业发展最早的方向就是饲料，因为饲料工业化最容易，诸如新希望、大北农为其中代表企业。
在这一点上，差距应该不算大。起码嘉谷养猪体系的猪饲料配方不见得比市面上更有优势。
而非瘟爆发后，生物安全成为了养猪业亟待解决的问题，也就是克服非洲猪瘟等疫病的影响。
在这点上，差距立现——国内养猪行业过去过度依赖疫苗，而不重视生物安全。新发疫情无疫苗可用之际，尤其需要通过建立多道屏障来进行隔离预防的时候，就手忙脚乱、人心惶惶了。而嘉谷养猪体系在兽医防疫上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疫病进化管控上，而不是依赖打疫苗，人家就能最早稳定下来。
如果现在不是严阵以防非瘟，所有嘉谷系养猪场拒绝外来人员进入，申请参观学习的同行怕是早就蜂拥而至了。
最后是科技含量最高的育种技术，这一点现在还不显；但及至非瘟疫情中后期，王秉文相信差距会被彻底凸显。
无论是养殖本地猪，还是进口猪，都得避免近亲交配，需要引入新鲜血液，以改良种群的遗传性状。这是一个生物学常识。
引进新鲜血液，一种方法是本土育种，一种方法是进口。但前者周期长、投入多、见效慢，远不如直接进口来得方便。
现在来看，能完全摆脱对进口猪种的依赖，执行自己的独立育种方案的养猪企业，应该只有嘉谷农牧和温氏。而前者又比后者强得多——国际上流行丹系、加系、美系等国外猪种，却没有听说过“中系”；但在国内，开始有了一个“嘉系”猪种的叫法，足以说明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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