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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多前，我来的时候，Z的母亲还曾暗示我Z的表哥在追她，以此来试探我。
而今天，我的身份居然已经从Z的同学变成她的客人了！想必她已经知道了Z和我的关系，并认可了我。
都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只是我这个“毛脚女婿”实在是太“寒酸”了一点。
“毛脚女婿”是上海话，意思是还没有正式结婚的女婿。
现在，“毛脚女婿”上门，哪个不是大包小包的？
而我那时，每次去，除了一个书包，什么都没有，书包里装的还都是一些翻烂了的教科书和作业本！
不过，Z的父母都是大学生，我的父母也都是大学生，我和Z又同在念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虽然不是正规高校，但好歹也是大学生了，因此无论从我们二人的家庭背景，还是我们二人，都真的很般配，甚至连生的病都是一样的——我们二人都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
......
决赛的一天终于到了。
那天的大赛答辩规定所有的答辩老师不能是来自高校的，而是来自各个研究院或研究所。
这样，一方面可以有效避免作弊——免得偏袒自己学校的选手。另一方面也可以最大程度地通过让工作在第一线的专家们来客观地检验一下这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的成色。
答辩委员会的主任是当时中国自动化学会的会长吴箐伟，他同时也是机械工业部上海自动化研究所的所长。
答辩大会主持人是当时的中国自动化学会秘书长吴炳昌。
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当时的大赛上得以认识中国自动化学会的会长吴箐伟和中国自动化学会秘书长吴炳昌这么二位在当时中国自动化领域的重量级人物对我日后的人生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
大赛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全国转播，前来观摩大赛决赛的除了国家和省市教育系统的一些领导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大学的一些老师，包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全国一些辅导站的辅导老师。
毕业设计大赛组委会还允许参赛选手的学校选派一些学生前往观摩助阵。
因此我所在的上海老湾区教学点有几十位同学前来为我加油。
决赛的场地安排在上海的“小剧场”，即原上海歌剧院实验剧场，由于剧场不是很大，作为答辩大厅的剧场内座位有限，因此来观摩加油的同学们只能在后排或过道上站着。
一眼望去，只见答辩大厅中坐着的，站着的，挤满了人。
我一眼就看到了人群中的Z。
不知是她的目光如此特别，还是所谓的第六感觉，反正我总是能在芸芸纷扰的人群中感受到她的存在！
她的目光永远是那样的清澈和充满了期许——仿佛在等一个已经爽约上千年的挚友，今天，她那微笑的嘴角仿佛在说：“我相信你，加油！”
我是第一个上场的。
为什么安排我第一个上场？不知道。
也许，那天参加决赛答辩的四个项目中，只有一个是基于微型计算机的，而微型计算机那时还没有被列入大学的教育大纲，因此可能评委们出于好奇心而很想知道这个项目的成色究竟如何？
也许，在四个参加决赛的人中，我是唯一一个不是来自名校的，甚至不是来自一个正规的全日制高校，因此评委们好奇这样的一个人是怎么杀进决赛的？
答辩开始了......
答辩小组专家的提问一个接一个，问题也越来越专业。
我的回答也越来越流畅。
此时我的感觉我不是在进行毕业设计答辩竞赛，而是在解决一个个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我可以看得出，答辩小组对我的毕业设计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们问了很多非常具体且专业的问题，同时也给我提出了很多非常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接下来你准备做什么？”一个坐着前排正中间胖胖的戴着眼镜的中年专家问了我这么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今后的打算。
“我要实现我的毕业设计！”我不假思索地答道。
胖胖的戴着眼镜的中年专家听了我的回答仿佛怔了一下，他可能没有想到一个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一个非正规大学的专科毕业生居然会这么执着地想去实现自己的毕业设计，而且还是一个采用微型计算机技术的毕业设计！
不过，这位胖胖的戴着眼镜的中年专家的一怔也只是刹那间的事，他马上又接着问道：“中国现在还没有微型计算机，你怎么去实现你的毕业设计呢？！”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沉思了起来，此时台下鸦雀无声，确实，这位老师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当时中国没有微型计算机！
此时我的脑海中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
上海，复兴坊，194号门口，一个戴着瓜皮帽小男孩在玩塑料球，旁边一个理着短发的小男孩在看，最引人注目的是那真诚的眼神，看起来没有一丝一毫的修饰，一看就是一个永远不会欺骗你的人，此时他那深蓝碧青宛如湛蓝海洋的眼睛流露出对戴着瓜皮帽的小男孩手中的球充满羡慕的目光。
“给我玩几下”理着短发的小男孩终于忍不住了，对戴着带瓜皮帽正在玩球的小男孩说道。
“不给你玩，我的球是香港的！”带瓜皮帽的小男孩闻言，把球紧紧抱在胸前，傲气地说道。
这时，194号的门开了，走出一位衣着朴素而得体的少妇，对着理着短发的小男孩叫道：“吃饭了。”
理着短发的小男孩听到母亲在叫他回家吃饭了，就赌气地对带着瓜皮帽的小男孩说道：“不给玩就不给玩，有什么稀罕？我家也有球，美国的，是世界上最好的！”
说完，理着短发的小男孩跟着他的母亲走进了194号的大门，来到了底层的厨房，厨房的东面和北面各有一个煤气灶，东面的煤气灶的右侧是一个水槽，水槽的右侧是一个高脚的切菜板，厨房的西面放着一只碗橱，西南角上放着一张饭桌，饭桌上放着一碟炒青菜，一碗炖蛋，还有三碗米饭。
坐下后，衣着朴素而得体的少妇没有马上让理着短发的小男孩吃饭，而是一脸严肃地对理着短发的小男孩问道：“你刚才说什么？”
“我，我...没说什么。”理着短发的小男孩看着衣着朴素而得体的少妇紧绷的脸，有点害怕，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于是委屈地结结巴巴答道。
“你说什么你家的球是美国的？还是世界上最好的？难道美国的就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吗？！不要忘记你是一个中国人，有本事，将来你长大了也去造一个球，比美国的还好！”
这个理着短发的小男孩就是我，那个衣着朴素而得体的少妇就是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是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同时也是中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谈家桢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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