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上小学(1 / 2)

上学的前一天，我正穿着母亲亲手做的小裤叉子，忙着四处爬树抓知了壳。

一个长夏快过了，那些吵死人的知了陆续完成身体的蜕变，只留下空荡荡的薄壳贴在树上。薄壳从中间裂开，原来知了的纹路仍然清晰可见，和活着时一模一样，如同鬼斧神工的艺术品。

小虎说叫知了壳多没文化，我爸说这叫蝉蜕。

这话倒没什么。

他又补充了一句，抓了可以卖钱，很多店里都拿它当药引呢。

小虎家是在圩上开中药铺的，诚然他的话真实不虚。

我们赶紧一窝蜂跑回家，各自拿了兜子，我拿的是竹编篮子。大家分头行动，见树就爬。知了壳不会动，也不会躲，只要眼神好使，树上一抓一大把，很容易就收集到半篮子。

我正喜滋滋地掂量，一篮子的知了壳能卖几多钱，就听见母亲喊我。

“阿炎，回家收拾东西啦，明天就要去上学了。”

上学？

上学是咋回事，我大概是懂的。

那就是没完没了的写作业。

看大哥就知道了，他是我们家的学习标兵。每天放学回家，吃完饭，没桌子，大哥就把作业放在木柜上，坐着矮凳，一声不吭，一支铅笔在纸上沙沙地划来划去。

他写作业，我们是不能说话的。

谁说话，谁就要被母亲呵斥。警告一遍再说，就要打屁|股。

一想到这我就泄气。

我喜欢出门，喜欢呼吸田野新鲜的空气，喜欢打着赤脚肆无忌惮地乱跑。

但我不敢公然违抗家人的命令，我怕父亲打。

父亲平日话不多，打人是真狠。

他是用木棍打。木棍是厨房用来烧柴的，有刀柄那么粗，还长，他每次都是随机挑，哪根趁手用哪根，一趁手就打得呼呼响。

我悻悻地摸了摸自己屁|股，叫其他小伙伴下树，把捡了一下午的知了壳分给他们，临走时还不忘叮嘱：要是卖了钱，别忘了我那份。

说完我就撒腿跑回家。

一进门，便看见母亲正坐在缝纫机旁拆一件红色毛衣。

我认得这件，是我前年冬天穿过的。

毛线顺着母亲的三根手指卷成弯弯曲曲蓬松的一团，慢慢地领口不见了，袖子不见了，接着胸口也不见了，两只手都消失了，最后剩下母亲手上肥肥圆圆的一个空心球。

母亲做了个手势，喊我过去，让我在她跟前立定，手臂张开，接着拿了桌上的量尺，把我肩膀两侧、胳膊前后都量了个遍，量好了，就用一块指甲大的划片在量尺上做个记录。

“冬天到了，给你重新织件毛衣，不然肚子眼都要露出来了。”

我瞧见缝纫机右挨着的木柜上，放着一双洗得白净的布鞋和一个灰蓝色的布袋，这个袋子是母亲趁圩时买米用的，现下里头放了一支铅笔，铅笔顶头嵌着个粉色橡皮。

“明天你爸带你上学，记得穿鞋子。”

我把鞋子放在地上，脚丫子伸进去，五根脚趾在密闭的麻布空间伸展试探。

这双鞋头比我的脚尖长了一指节。

走起路啪嗒啪嗒，随时有可能从我的脚上滑走似的。

母亲见了，就说：“宽了不碍事，脚长得快，过段日子就合适了。”

我嘟起嘴，挨着母亲的后背撒娇。

“我不想再穿哥哥的东西了，会被其他人笑的。”

母亲已经把毛线整理好，站起身对我说：“你呀，等你成了标兵，就给你买新鞋子。”

得了这句承诺，我勉强接受了即将上学的酷刑。

毛线需要暴力再改造，母亲从厨房拎了一个脚盆，倒入烧开的滚水——滚水一烫毛线就变直了，捞起来挂在晒咸菜的竹竿上。

脚盆里淡红色的水冒着热气，很像刚褪过鸡毛的水。

今年又有新毛衣穿了。

这就是我正式读小学前一晚的欢快又紧张的心情。

我们小学在圩上，大概西南角的位置，从我家走路过去约摸半个小时。

学校不大，进校门要穿过条晦暗的门厅过道，过道墙面右侧画了幅粉笔画：

一个戴着手铐和镣铐的革命者坐在地上，白衬衣鲜血直流，在幽暗的牢房中神情凝重地望着巴掌大窗口投射过来的一道曙光。

画中间穿梭着醒目的标题：

为了革命，我愿把牢底坐穿！

这是学校的一位美术老师画的。

每当上学迟到被逮住，学生就要笔挺挺地站在这幅粉笔画下，面对墙上的先烈，站到第一节上课铃响起为止。

当时学校没有电铃，上下课的铃声都来自一口铜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