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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天生有一股勇气，说不上哪天就溜达出来。
我家住在二商店后身的时候，有一个邻居孩子叫小中，俺俩经常在一起玩。五岁那年夏天，不知受谁撺掇，还是接到了神的启示，我和小中跑到大直街上去卖凉水。我们把茶缸扣在壶嘴上，对着过往行人毫无顾忌的吆喝道：拔凉的水，一分钱管够，一分钱管够。
社会真不给面啊！俺俩累一脑门汗珠子，却一滴水没卖出去，不是那天不热，也不是水不凉，我想是我们运气不大好，碰到满大街抠门儿的人。这是我第一次做买卖，还是无本买卖，虽然买卖不成，但记忆里那个夏天清清凉凉、逛逛荡荡的。
两年后，爸妈因工作忙，把我送去了姥姥家。姥姥家在呼兰县的一个叫丽井屯子，屯子大约百十户人家。我记得那有一个大院子生产队，一间没有围墙的学校，以及一个令我挪不动步的供销社。
一提起呼兰县，人们自然会想到萧红及她的《呼兰河传》，而那时从没有听说过这些，奇怪的是，即使后来我去县城走亲戚，也未曾听本地人说起过萧红。他们说呼兰县最出名的是葱，有一句口头禅是：呼兰的葱，阿城的蒜，双城的姑娘不用看。
呼兰河我倒是经过了好几回，印象中的呼兰河不宽，河上的桥看着也窄，不像能装下火车的架势。当我们坐的火车过桥时，我总是盯着河边钓鱼的，然后问大人：这河里有鱼吗？有的话，咋没见他钓上来。
从火车站到丽井有十二里路，除了偶尔坐马车，我记得都是步行。暖天时，走累了便在树趟子歇息一会儿，记忆里那些杨树像一排高大哨兵，风一吹，叶子哗啦啦响。一路上，脚步总是惊动蚂蚱高高的跳起，我便忍不住去抓，老舅说蚂蚱腿能吃，我试了试，但蚂蚱腿又细又小，没尝出什么好味道。
这段路赶上冬天就遭了老罪，眼睫毛上了霜，看东西影影绰绰，那时候我只想快点走，一切风景都不如狗。
除了树趟子，屯子里的人家种杨树的也比较多，往往他们都会种在房前屋后，年年月月，各家各户的杨树噌噌往高了窜，家里孩子就等着树长高了可以拍着胸脯说：“你看，那棵大树后就是我家。”丽井村口有几棵高大的树，却是长了几十年的老槐树，在十二里外的火车站都能看到。第一次下火车在站台上，我妈指着老槐树跟我说：“你看那就是我家，你姥家。”
我在姥姥家如鱼得水，再也没去卖凉水。说起那次卖凉水，我妈问过我原因，我说我梦到了一个白胡子老头儿，是他让我去街上卖水的，他说：“我卖的水，喝了冬暖夏凉，包治百病。”我妈认为我胡扯，胡扯就胡扯吧，小孩也无从辩解，但我梦到白胡子老爷爷倒是真的。
丽井是个好地方，在这里我很快学会了找乌苠、甜杆、黑黝黝这些乡野零食，也练就了摔泥炮、养蝈蝈和打包锅等玩的本事。乌苠在屯子里口口相传，但不知道怎么写，我实在找不到出处，就现造了“乌苠”两个字。这东西是高粱长半路长死了，十来公分长，灰黑色的，口感软面没什么味道，容易烀嗓子。
有一次，我眼尖找了一穗，着急忙慌的吃噎住了，当时周边也没有水，表哥便让我使劲蹦，好在这招好使，不然，我这人生就太憋屈了。
摔泥炮和养蝈蝈很多人都知道，但打包锅不一定了解咋回事。九岁时，在表哥的带领下，我学会了打包锅和打扑克五十K，打包锅就是在地上画一个方格，玩的人在方格里每人放一分钱硬币，再在几米远的地方画一条线，我们在线后轮流用家伙什去剋方格里的硬币，谁剋出去算谁的。
这里除了要有准头，重要的是要有趁手的家伙什，你不能随便拿块砖头去剋，没两下估计就摔碎了。我们一般是找铁质品，常用的是废轴承和炉盖子，于是，我姥家的炉盖便遭殃了，有时大冬天的我姥爷炉子烧了一半，发现盖子没了，弄得屋子烟熏火燎的，跟仙境一样。于是，姥爷到处抓我算账，气急的时候就骂：你个街溜子，给我滚回哈尔滨去。
我埋怨姥爷总是种小麦、高粱、玉米，也不种点儿好吃的，比如香瓜和西瓜。也是九岁那年夏天，我实在是馋疯了，就和俩表弟用苞米叶做了三顶帽子，潜伏到老张家瓜地偷香瓜，结果，被他家的大黑狗发现了。
我们两人被脱掉背心绑到树上喂蚊子，老张家那瘪犊子让我表弟二小回家找大人赎人。人家之所以这样收拾我们，是因为香瓜还没长熟我们就来祸祸，偷摘的几个都是生瓜蛋子。
我老舅来领人，都是一个屯子彼此认识，他指着我说：“这是我二姐家孩子，我大外甥。”看来我妈面子挺大，老张家那小子一听我妈何芬芳的大名，笑着给我解开麻绳，还去瓜地里挑了三个熟瓜给我，老舅给他钱，撕扒半天他也不要。我被蚊子盯了一身包，跟着老舅回家后才知道，那小子叫张庭学，在屯子里念书时，他曾是我妈的学生。
屯子里亲戚多，表兄弟有好几个，我们天天混在一起招猫逗狗，弄得鸡飞狗跳。我们特喜欢在供销社门口的石碾子上玩，偶尔也进去把那些好吃的检阅一番，好像是吃不着闻闻味也不亏，我记得有种饼干是粗粮做的，透着一股焦糊味儿，很好吃；还有一种甜甜的长白糕，不过，等我长大懂一些人事后，便再也不想长白糕了，因为大人很坏，他们把长白糕比作一种女人常用的东西。
几年下来，在屯子里认识我的人越来越多，有人一见到我就叫街溜子，我知道这称号不先进，刚开始还抗争几句，后来就懒得磨牙了。往往大人叫我街溜子，我就给他个白眼尝尝，小孩叫我街溜子，我就面他。
表哥比我大两岁，自从跟他学打包锅和五十K，我的那点儿零花钱都快被他骗光了，但我有一个优点就是愿赌服输，咋说我也获得了刺激和快乐。
表哥善于找刺激，一天，他告诉我说烤家雀好吃，用家雀包饺子就更好吃，我一听流出了哈喇子，便带着三个表弟用弹弓打家雀，结果连个毛也没打着。这大两岁就是不白给，表哥又出主意说：“白天不好打，晚上去各家各户的房檐上掏家雀窝才行。”
掏家雀窝也是个技术活儿，需要在木头杆子上面帮上锋利的铁钎子，还得有人用手电筒及时照住家雀窝，让窝里睡觉的家雀睁不开眼也不敢飞，然后，拿铁钎子迅速下手。铁钎子是表哥给我找的，他还特意用磨石磨了磨。
去前两家比较顺利，因为一个是我大姨家一个是我大舅家，去第三家却被狗给咬了出来，把我气蒙了，才抓了三个家雀俩颗蛋，距离目标还差的远。经过商议后，我们先去没有狗的村民家里掏，但那时屯子里大部分人家都养狗，要想掏家雀窝就不得不铤而走险，结果，我们被一条大黑狗给咬了。当时大黑狗向我扑过来，不知为啥我就是挪不动步，还好，二小拿铁钎子扎它吸引了火力，我们俩胳膊都被咬了，要不是狗主人及时出来解围，还不知道啥下场呢。
又是大黑狗，大黑狗差点成了我的梦魇，大舅领我和二小去镇上打了狂犬疫苗，还顺便找大神给我们看了看。
大神是一个干瘦的中年男人，并不像有人说的那么神经兮兮、手舞足蹈或上树爬墙的。他穿着皱巴巴的蓝色中山装，肩膀上好像蒙了一层灰尘，他闭眼用干瘪的手拿两个泥弹画圈，睁开眼后，把泥弹扒开，从泥弹里拿出几根黑狗毛，然后把黑狗毛放在掌心，嘴里念念有词，再用力吹一口气把黑狗毛吹到地上。他说：“走了，好了。”
好像是好了，我从见大黑狗的心有余悸，降低到了见大黑狗心里膈应，但其它色儿的狗没事，我还敢上去摸摸，甚至拍打两下。掏家雀窝表哥虽然没参与，但被他爹也就是我大姨夫臭揍一顿，谁让他出馊主意了，而出卖他的人不是我，而是他弟弟二小。
我姥爷是个又红又专的大队退休会计，事后他数落我说：“你个街溜子，嘴咋那么馋，家雀是益鸟你知道吗？”是不是益鸟我不知道，反正在姥爷眼里的我不是什么好鸟。
1980年夏天，在我十岁的时候，不知是良心发现，还是他们夫妻俩忽然想起还有一个傻儿子，我妈终于回屯子接我了。当她看见我们，一时没认出来，还以为是谁家的野孩子。当时我正指导两个小表弟在姥姥家房前的大磨盘上摔泥炮，黢黑的脸上都是泥道子，看上去像一个东北印第安人。她一下被气哭了。
我在屯子断断续续呆了三年，还在这里念了两年小学，父母都是逢年过节才来，偶尔把我领回哈尔滨呆几天，他们工作一忙，便又让我姨或我舅把接回屯子。我有四个姨三个舅舅，那时，一个在大庆一个在呼兰县城，剩下的当时都在丽井，那可真是一大家子人啊！有点大事小情的便会聚在一起，那股热闹劲儿甭提了，跟过年一样。
我妈来我当然高兴，令我更高兴的是她的兜子，每次来，她兜子里一定有好吃的，虽然说是给姥姥和姥爷买的，但姥姥心疼我，一转身总是把最好的或最大的吃食给我留着。这次，我妈是绝不惯着我，给我那几个表弟表妹分了分好吃的，而我只有可怜的一丢丢，她说：“你长大了，要懂得让人。”
过了两天，在亲戚们“外甥是姥家狗，吃完他就走”的祝福中，我坐上了回哈的火车。火车再次路过呼兰河，我仍然喜欢看河边的钓鱼人，希冀中把问过的问题又问一遍，得到的依然是上次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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