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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族的打糕、桔梗和辣白菜令我印象深刻，后两样我很喜欢吃，把桔梗夹在烧饼里，一顿能吃三四个。而对打糕的深刻却不是吃，而是我爹的一种比喻，他说：管孩子就像做打糕，越打越筋道儿。
我不知道打糕是怎么打出来的，但我被修理的经历，堪比一部打糕人生。
三年足以培养一个孩子的习惯，从农村回家后，我总是感到憋屈，农村是广阔天地，而太平桥人口密集，我的新家不如原来的房子大，在狭窄幽长的胡同里，一度让我喘不过气来。
这几年，我被姥姥和姥爷惯的不像样，根本不懂也不讲规矩，往往他们讲规矩，我都是左耳听右耳冒。他们夫妻俩经过一番密谋后，决定充分贯彻“小树不修不直溜，人不修理哏赳赳”的缺德名言，开始对我进行一系列的修理。
第一种修理是日常性的零敲碎打，他们大多是以鸡毛掸子和条帚疙瘩为工具，对我的小错误和小毛病的随手抽打，比如：饭前不洗手，左手使筷子，吃饭掉饭粒等情况，我明显感觉到我妈打我的鸡毛掸子像春风拂面，而我爹的条帚下我仿佛成了阶级敌人。
这种零敲碎打也没什么，倒是把我练的皮糙肉厚了，后期感觉更像挠痒痒。当然，我妈为了保护我定了个原则——除了脑袋任意打。
第二种是专项修理。其一是比较常见的面壁罚站，这种情况往往是他们夫妻俩忙乎着别的事腾不出手，又不愿意搭理我，就让我双腿站直，两手并拢，不许摇头晃脑，对着墙或大衣柜反省。
其二是因为写字，我从农村回来后，我爹看到我作业本上的字像老蟑爬似的，就让我好好练字，还说我们老任家是书香门第，你爷爷奶奶是老师，你爸是老师，你妈当过老师，所以，你不能给丢脸。我平时比较贪玩好动，老师更是给我一个专注力差的评语。
于是，他们就想出来一个方法，让我坐在小方桌前从横平竖直练起，而他们俩轮流在背后举个条帚疙瘩盯着我，写歪一笔抽我一下。我的字在他们轮流双打下很快练好看了，在学校受到老师表扬，后期还得过奖，一直受用到计算机的普及。
我有一个妹妹，比较欠蹬儿，当初，我爸妈把我扔到屯子，除了他们工作忙外，还有一半原因是因为有了她。所以，回哈后我对她就没啥好脸色，要不是她叫哥叫的亲和勤，还时不常的把好吃的让给我，我都打她八百回了。不过，我还是不愿意带她玩，她在屁股后面跟着，我就和闫春龙快跑，她跟不上就哭，哭着回家就告状，告状后我就挨揍，除了挨条帚疙瘩还零星的夹杂些拳脚。
这就是第三种烈度的修理：在传统工具的基础上添加了散打成分。
我爸的脾气不好，他是体育老师，还练过武术，如果真把他惹急眼了，我的下场可想而知。好在他有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他在家时我一般都很老实，他一走我立马露出原形。我妈说我从小就主意正，心眼子多，记吃不记打。
我妈嘴上叨叨，但她是我的保护神，在修理我这件事上，他们夫妻的立场注定会分裂的。
第四种烈度的修理，是我爹控制不住脾气，五马长枪的对我一通拳打脚踢，让他有了拳拳到肉的快感才解气，不过，他还是能守住打儿子的规矩。
这一个等级的捶打，往往是我在外面惹祸，或是被学校请家长。用纸弹枪打胡雅婷那次，他被请去了学校，回来后他没用条帚疙瘩，也没用鸡毛掸子，而是一个脚把我踢倒，在他正准备继续大展拳脚时，我妈及时出现了。后来回忆，我一挨揍妈妈出现的总是很及时，不然的话，估计我早就被打残了。
即使我妈出现及时，有时也不一定能阻止，这就产生了我被修理的“终极烈度”。那已经不是打糕筋道不筋道的问题了，而是差点让我骨断筋折。
四年级期中考试，我不知是玩傻了，还是体操比赛掉裤子受了刺激，考试名次一下从中等变成了倒数第五名，老师请家长本来是通知我妈，可那天他自告奋勇到了学校，结果被老师讽刺了一顿，主要是我们班主任慢条斯理的说了一句很有劲的话，她说：“你还是老师呢，把孩子管这样。”
他一脸铁青回到家后，把我妈和我妹推到了外面，把门一插不让她们进屋。而他直接把我从炕上拎起，一把甩到地上，也不管是脑袋或是屁股先着地，然后，然后我就不记得哪被打了，那会儿估计已经吓懵了。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回忆不起来，也不知道是忘了，还是记忆启动了自我保护模式。我妈跟我说，那次还是她让邻居李再林撬开我家后窗户，之后又进去一个邻居连拉带劝的，才让我爹消停。而她因为这事，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和我爹说话，差一点把我领回农村，她说：“如果再有一次，我儿子即使不被打死，估计也会被打残废了。”
我妈的观点是男孩可以摔摔打打，东北的男孩都是这么过来的，但得有一个度。
打要有个度，玩同样也有个度，哪些可以玩，哪里可以去，不能同谁玩，这是除了学习外，父母对我的管教。其实，不许的方面概括起来就两条，第一是危险的地方和危险的玩乐不允许，如：去江边洗澡、去爬烟囱或跑太远等，第二是不能和坏孩子玩，因那时有坏人专门教唆小孩去偷盗，利用小孩年龄小不懂事，去钻法律的空子。
在胡同里，我们这帮小孩有一种兴趣，就是喜欢听半大小子讲那些江湖故事，也就是社会上的事，尤其爱听谁谁最有名气了，谁谁打仗最厉害，谁谁进笆篱子了，谁谁从笆篱子出来了等。彩杰说笆篱子里最厉害的人都把甲子，也就是监狱里的老大，在里面让谁干啥就得干啥，他还说刚进去的犯人都得跪灯泡，灯泡碎了把腿扎出血也不敢吭声，否则不让你睡觉。
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太平桥这片儿谁最有名，他们都有哪些江湖轶事，春波告诉我们说，最早有十八罗汉中的一个人是太平桥的，现在最出名的是一对双儿兄弟叫嘎子和盒子，他们一年前从笆篱子出来的，人手一把短把猎枪，谁不服就哐哐给两枪。
这样的听讲经历，我有过几次，父母知道后严厉警告过我，可他们毕竟不能把我拴在裤腰带上。再说，那时的孩子都散惯了，双职工父母根本管不过来，我们都是脖子上挂个钥匙，饿了就把馒头抹上豆瓣酱，这几乎是我们胡同小孩的饮食标配。
太平桥这片胡同的历史成因悠久而复杂，有工人、教师、手艺人和做小买卖的，也有不断从远郊和农村来这里落户的。一代代人开始成长起来，孩子增多，青年增多，鉴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无所事事的人，无事生非的人，不学无术的人也开始增多。这片区域的很多青年人进过笆篱子，出来后成了刀枪炮子。
1982年春节过后不久，我爸领我去太平浴池洗澡，搓背时发现我后背长了个包，一开始以为是淘气撞到哪撞肿了，他给我揉了揉也没当回事。
过了些天，那个包不但没消肿，反而比以前更大了，到医院一检查，确诊为胸壁结核。我不知道啥是胸壁结核，也不知道会不会死，只知道从那天起，我爹对我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话和风细雨，想吃啥都给买。
因为我大爷在大庆当医生， 我被送去了大庆动手术，被截掉了三公分的肋骨，刀口缝了八针。手术的时候，我朦胧记得医生还问我疼不疼，因为当时在刮骨清淤，即使打了麻药，我依然感受到“刮骨”咯咯声，那是种心理上的恐惧。
出来手术室，我感觉世界是倒过来的，周围的事物围着我打转，好像我一伸手就能抓到，可我没有伸出手，虽然我感到世界的奇妙，但此刻酸软无力。
住院了一个多月，又在大庆的二舅家呆了段时间，差不多三个月后回到哈尔滨。回家后，我基本上能活动自如，但不能用力过猛。那时，四年级马上结束，再开学就是五年级，我因病耽误了三个月的学习，父母提出一个我要不要蹲级的问题。我表面上没心没肺的，其实自尊心强的很，上次考倒数第五名是个意外，被我爹暴揍后效果显著，学习成绩噌噌提高，所以，我坚决不蹲级。
屯迷糊的外号好容易淡了，如果再整个降级包，那可真是丢人丢到了姥姥家。
父母这时候都听我的，我妈的态度一如既往，我爹学会了和颜悦色，但偶尔能见到他抽烟了，平时我妈抽烟他不抽，我妈是家里家外一把手。有一次，我偷听到亲戚们有人私下里议论：任明亮这下瘪茄子了，把儿子打出病，还住院动手术。
除了那次听到的几句议论，我没有再听到任何人关于我病因的话题，大家好像有意避开这个话题，避开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我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但有些东西却像种子，尽管轻飘的落在你心上，即使再轻，也是在你的心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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