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楹联这东西,还没有盛行。

秦叔宝、尉迟敬德,还没有成为画像贴门上,门神还是神荼、郁垒,门上要么是这二位的画像,要么是桃木写上这二位的名讳——这也是“桃符”一词的来源。

唐朝没有“春节”一词,官方的称呼是叫元日、元旦,朝廷大大小小的官员,够资格的都得去太极殿参与大朝会,范铮明显是不够资格么。

都没人告知范铮该进元日大朝会,着什么装、行什么礼。

过年一项比较奇怪的风俗,是饮屠苏酒。

传说中的屠苏酒从晋朝产生,以前有人住在草庵,每年除夕,将药囊丢到井中。到元日取水出来放在酒樽中,全家的人一起喝就不怕生病了。

屠,就是割;苏,就是药草,砍了药草来泡酒,泡成的酒就是“屠苏酒”了。

当然,各家各方对屠苏酒的配比不一,《备急千金要方》里都有一种配方。

喝屠苏酒一项比较奇怪的习惯是:小者得岁,先酒贺之,老者失岁,故后饮酒。

这个习俗与通常盛行的“长者为先”相左。

庭院中插着不少竹竿,竹竿上头飘着长条旗,寓意风调雨顺,称之为幡,就是以后人的角度看上去像在上坟。

这个风俗被东边倭国学了去,改了个名字,叫鲤鱼飘。

然后一堆精神倭人大赞鲤鱼飘,却死活不承认这是倭人从大唐学去的。

庭燎是指在庭院中间生火,除了各种赋予的吉祥意义外,它的使命就是——烧竹节。

冷不丁一声竹节被烧爆开的,这就是“爆竹”一词的由来,据说能吓走一种叫“年兽”的怪物。

屋子里,腊肉、熏鸡、焙鱼悬在一角,两匹细花绢布、几十刀土纸等物彰显了范家小康的财力。

家中除秽,只要不是家境实在贫寒的,早就弃厕筹而不用了。

晋·范宁《文书教》:“土纸不可以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

当时就已经有了“土纸秽用”的说法。

唐朝大中五年,有一位大食人从大唐返回后写道“他们(中国人)不甚注重清洁,日常排泄后不用水洗,只用草纸去擦”。

所以,这個时代还用厕筹,不是家境有问题,就是爱好独特。

至于绢布,除了可以充当铜钱的等价物之外,就是成为元鸾超度的剪下亡魂。

不知道为什么,元鸾对自己的女红有迷之自信。

哦,这也是庭院中彩幡飘飘的原因之一。

“舅舅,范铮舅舅!”

甄行、甄邦换了一身新衣裳,脚踏大虫绣像的皮靴子,戴着那个可爱的大虫帽。

叫大虫是因为避讳,谁让本朝太祖的名字叫李虎呢,该避讳就得避讳。

比如,好好的虎牢关改成了武牢关,成语管中窥虎变成了管中窥豹,称老虎要叫大虫、猛兽,好好的便器虎子就改名马子。

李渊?

抱歉,人家不是太祖,是高祖。

你说李白杜甫的诗句里有“虎”字,是因为对诗的约束轻一些,也因为过了七庙,没那么严格了。

至于这二位官运不行,是不是与这诗有关,也见仁见智了。

“等着!”

范铮当面将几个芋头扒入庭燎中,以灰相掩,庭燎依旧不紧不慢地烧着。

甄行、甄邦笑眯眯地围着庭燎,说着年节的恭维话,小嘴甜得让元鸾直乐,一人送了十枚开元通宝当压胜钱。

压胜钱也就是后世的压岁钱,在古代的意义稍有变迁,本意还是为小孩子驱邪。

权贵人家的压胜钱,与百姓家的不一样,人家是那种没有面值的钱样,不作为流通钱币使用。

这种钱,百姓当然没法弄到,私铸是要死人的,当然是用真的开元通宝顶上了。

这个开元通宝,跟小扒灰没有丝毫关系,是高祖太武皇帝李渊,于武德四年七月发行的钱币种类,字体为潭州籍书法大家欧阳询所书。

这一版开元通宝的影响深远,十文钱重一两,因此引出了一个十进制计量,一两等于十钱。

“婶子,我坊正兄弟的亲事,要想法了哩!”

樊大娘嘴里的炒豆嚼得“咯嘣”直响,还不忘戳范铮小刀子。

“就是!大侄女我跟你说,可愁人了,娶个平民吧觉得有点不搭,娶个有来历的吧,人家瞧不上!”

元鸾搬出买的高昌葡萄果脯,抓到了两大把给甄行、甄邦,然后在那里诉苦。

婚姻这种事,要不讲究起来,两头一撮合,盲婚哑嫁也是一辈子。

讲究起来,聘礼必须是活大雁,成双成对的。

再讲究一些,大雁必须要野生的,人工饲养的不要。

就问长安近百万人口,得多少野生大雁才够所有年轻人完成聘礼的啊!

“香了,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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