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楹联这东西，还没有盛行。
秦叔宝、尉迟敬德，还没有成为画像贴门上，门神还是神荼、郁垒，门上要么是这二位的画像，要么是桃木写上这二位的名讳——这也是“桃符”一词的来源。
唐朝没有“春节”一词，官方的称呼是叫元日、元旦，朝廷大大小小的官员，够资格的都得去太极殿参与大朝会，范铮明显是不够资格么。
都没人告知范铮该进元日大朝会，着什么装、行什么礼。
过年一项比较奇怪的风俗，是饮屠苏酒。
传说中的屠苏酒从晋朝产生，以前有人住在草庵，每年除夕，将药囊丢到井中。到元日取水出来放在酒樽中，全家的人一起喝就不怕生病了。
屠，就是割；苏，就是药草，砍了药草来泡酒，泡成的酒就是“屠苏酒”了。
当然，各家各方对屠苏酒的配比不一，《备急千金要方》里都有一种配方。
喝屠苏酒一项比较奇怪的习惯是：小者得岁，先酒贺之，老者失岁，故后饮酒。
这个习俗与通常盛行的“长者为先”相左。
庭院中插着不少竹竿，竹竿上头飘着长条旗，寓意风调雨顺，称之为幡，就是以后人的角度看上去像在上坟。
这个风俗被东边倭国学了去，改了个名字，叫鲤鱼飘。
然后一堆精神倭人大赞鲤鱼飘，却死活不承认这是倭人从大唐学去的。
庭燎是指在庭院中间生火，除了各种赋予的吉祥意义外，它的使命就是——烧竹节。
冷不丁一声竹节被烧爆开的，这就是“爆竹”一词的由来，据说能吓走一种叫“年兽”的怪物。
屋子里，腊肉、熏鸡、焙鱼悬在一角，两匹细花绢布、几十刀土纸等物彰显了范家小康的财力。
家中除秽，只要不是家境实在贫寒的，早就弃厕筹而不用了。
晋·范宁《文书教》：“土纸不可以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
当时就已经有了“土纸秽用”的说法。
唐朝大中五年，有一位大食人从大唐返回后写道“他们（中国人）不甚注重清洁，日常排泄后不用水洗，只用草纸去擦”。
所以，这個时代还用厕筹，不是家境有问题，就是爱好独特。
至于绢布，除了可以充当铜钱的等价物之外，就是成为元鸾超度的剪下亡魂。
不知道为什么，元鸾对自己的女红有迷之自信。
哦，这也是庭院中彩幡飘飘的原因之一。
“舅舅，范铮舅舅！”
甄行、甄邦换了一身新衣裳，脚踏大虫绣像的皮靴子，戴着那个可爱的大虫帽。
叫大虫是因为避讳，谁让本朝太祖的名字叫李虎呢，该避讳就得避讳。
比如，好好的虎牢关改成了武牢关，成语管中窥虎变成了管中窥豹，称老虎要叫大虫、猛兽，好好的便器虎子就改名马子。
李渊？
抱歉，人家不是太祖，是高祖。
你说李白杜甫的诗句里有“虎”字，是因为对诗的约束轻一些，也因为过了七庙，没那么严格了。
至于这二位官运不行，是不是与这诗有关，也见仁见智了。
“等着！”
范铮当面将几个芋头扒入庭燎中，以灰相掩，庭燎依旧不紧不慢地烧着。
甄行、甄邦笑眯眯地围着庭燎，说着年节的恭维话，小嘴甜得让元鸾直乐，一人送了十枚开元通宝当压胜钱。
压胜钱也就是后世的压岁钱，在古代的意义稍有变迁，本意还是为小孩子驱邪。
权贵人家的压胜钱，与百姓家的不一样，人家是那种没有面值的钱样，不作为流通钱币使用。
这种钱，百姓当然没法弄到，私铸是要死人的，当然是用真的开元通宝顶上了。
这个开元通宝，跟小扒灰没有丝毫关系，是高祖太武皇帝李渊，于武德四年七月发行的钱币种类，字体为潭州籍书法大家欧阳询所书。
这一版开元通宝的影响深远，十文钱重一两，因此引出了一个十进制计量，一两等于十钱。
“婶子，我坊正兄弟的亲事，要想法了哩！”
樊大娘嘴里的炒豆嚼得“咯嘣”直响，还不忘戳范铮小刀子。
“就是！大侄女我跟你说，可愁人了，娶个平民吧觉得有点不搭，娶个有来历的吧，人家瞧不上！”
元鸾搬出买的高昌葡萄果脯，抓到了两大把给甄行、甄邦，然后在那里诉苦。
婚姻这种事，要不讲究起来，两头一撮合，盲婚哑嫁也是一辈子。
讲究起来，聘礼必须是活大雁，成双成对的。
再讲究一些，大雁必须要野生的，人工饲养的不要。
就问长安近百万人口，得多少野生大雁才够所有年轻人完成聘礼的啊！
“香了，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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