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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拉客的人力三轮车呀，要是讲究美观，讲究舒适，讲究历史的原汁原味。
那还就得找过去造车厂的老人儿才行。
这样的玩意除了当年的人，可没人懂得怎么弄。
可偏巧呢，罗广亮和小陶找到的孙师傅，就是当年“懋顺车厂”的铜匠。
老师傅从十四岁学徒到出师，在“懋顺车厂”干了有小二十年。
而且当年教他手艺的师傅，还是以前安定门“永成”的师傅。
说到这，再额外提上几句。
京城的铜活儿那可是金工艺术里的一个分支，在历史上相当出名。
元明两代，京城的铜匠有两件最露脸的话儿，一个京西卧佛寺的卧佛，一个是明朝的宣德炉。
当然，这两样，开办于清中期的“永成”是没赶上。可“永成”也不孬啊。
这家山西人办的“铜作”，可是专接宫里的活儿。
像近代故宫的铜门狮，颐和园的宝云阁铜亭，都有“永成”的充分参与。
因此孙师傅也算是师从名门。
无论铸制和打制两“功”，还是镶嵌、焊接、镀金、錾凋、花丝、着色、打磨这些技法，他学得都是京城铜作里较高的水准。
到了解放后，因为手艺出色，孙师傅作为从造车厂少数直接被选拔进“金属工艺厂”的匠人。
甚至他本人还有幸参与了京城五十年代的“十大建筑”之一——军事博物馆楼顶军徽的打造。
这可是当年不得了的壮举。
因为别看从地面上看那军徽不大，但如果把那玩意“搬”下来看，那就大得不像话了。
实际上这个军徽加上插座儿的尺寸有八米高，直径是六米。
整个是用四毫米厚的铜板，分段打制成的。
军徽上有许多麦粒和麦芒，得靠铜匠们用铁锤和钢錾一点一点儿敲，然后鎏金，再组装在铁架上。
孙师傅他们总共几十个工匠，就凭着几十双手，把那军徽打造的精细入微，看上去如同浮凋。
这在世界范围都堪称首屈一指的绝技。
想想看，就这水平，孙师傅要再捡起当年造车厂的那点小活儿还算事儿嘛。
这就跟张大勺想要随意做俩小凉菜儿下酒差不多一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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