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1 / 1)

1982年春天，清远县政府在农村地区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解散了原有的生产大队将一部分土地作为集体经营用地，留给村委会经营管理，剩下大部分土地分田到户，农民的经营收入除按合同规定上缴一小部分给国家和集体，剩下全部归自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农村原有的生产经营大锅饭制度，真正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迅猛地发展。

大蒲洼乡是清远县的低洼地区，人口不到三万，但人均土地面积却不少。四高台是四个小村子组成的一个生产大队，每个台是一个生产小队，李台是一队，一条无名小路把李台隔在村子北部，零零星星的四十几户人家，200多口人，但李台的土地却有4000多亩，是四个台最多的，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每口人平均分得20多亩土地，其中4亩多的可耕地由农户自由种植，其余的苇田由集体统一管理；韩台、张台、郭台分别是二、三、四小队，在无名小路的南侧，韩台地势较高，土地也不少，人均分得15亩地，其中3亩多可耕地，张台人均13亩地，其中2亩多可耕地，四小队郭台土地较少，人均分得10亩地，其中只有1亩多可耕地，剩下的都是苇田地。

以前一到冬季割苇子，李台就会从郭台找些帮工，但这种帮工没有工钱，就是管几顿饱饭而已。分田到户以后，每到冬天割苇子，李台还是习惯请些帮手，但只管饭已经不行了，干一天活还要给一天的工钱。

芦苇一般在秋收后开始枯萎，到了冬季就可以收割了。如果当年雨水不大，苇子长在旱地，一般11月进冬就开始收割；如果赶上分洪或者当年雨水多，田里有积水，一般会在12月上冻以后，冰面能禁住人再收割。这个年月，从夏到冬，行人经过此地，就会看到一望无边的苇田，芦花随风飘摆，成群的鸟类栖息繁衍在这里，不时地在苇田中飞舞，给大地增添了无限生机。每到冬季，收割芦苇的大军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身着各色衣服的人们站成一排，大家齐头并进，劳动的场面热火朝天，不时惊起一群群猫冬的鸟类。

分田到户以后，一般在割芦苇前一天的晚上，每家每户出一个代表去生产队集合，各小队长组织队员们抓阄，抓阄也就是抓一个苇田的顺序号，这个顺序号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因为谁也不知道第二天自己分到一块怎样的苇田。第二天一大早，天蒙蒙亮的时候，各户拉家带口，带着中午的吃食，集合在一片广漫无垠的苇田边际。小队长在苇田一头做好标记，按抓阄的顺序根据家庭人口用尺丈量，划分完成后，人们就开始收割苇子了。

以李台为例，3000多亩的苇田分到各家各户，有的户分到六七十亩，早晨上午打，下午晚上拉，大多要干个把月，如果家里男劳力少一些，需要的时间就更长了。所以李台每年在其他三个台割完苇子后，一般会借一些劳动力来帮工。

说起割苇子，的确是个辛苦活。面对着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苇田地，每户的男女老幼齐上阵，男人一般带个帽子，女人大多扎个头巾，挥舞着磨得雪亮的大镰刀，齐头并进地收割着。镰刀大多是铁匠打的，刀背很宽很厚，人们一般先用镰刀拢一抱芦苇，再用一只手臂箍住这些苇子，一刀下去一大抱芦苇整齐地倒向一边，一刀接一刀地向前推进，割完的芦苇平摊成一排，整齐的码放在土地或冰面上。

除了镰刀之外，每户都会带一把大推刀，推刀的刀片大约60-80厘米长，10厘米宽，呈月牙形，刀身两侧分别有一个装木棍的立孔。立孔上安两根带扶手的木棒，两根木棒之间还要钉两根横撑，四根木棒呈开字形。旱地上的苇子只能用镰刀来割，冰面上的苇子一般用推刀收割。如果赶上分洪或者雨水多的年月，在冰面用推刀割苇子可省劲了，人们踩着冰面，推着大推刀，到推不动的时候把推刀一歪，一大抱芦苇就整齐的放倒在冰面上了。

接下来，人们会用一小把短一些的苇子拧成一个麻花，把割完的苇子捆成捆。往家里运时，有平板车的就用平板车拉，没有平板车的就靠人来背，堆放苇子的场地由个人选择，多数堆在小队的大场上，守在村边的住户会把苇子运回家里，但苇子垛一般离房较远，老百姓的防火意识还是很强的。这时就会看到在村子边上、生产队的大场上，一垛垛的苇子矗立起来，村民们都知道哪垛苇子是谁家的。

芦苇韧性十足，割一天芦苇就要磨一次镰刀或推刀。壮年男劳力用推刀每天能割五六亩，用镰刀就慢了，一天最多割两亩。割完芦苇，活计只能算干完一半，因为收割回来的芦苇里混着各种杂草，还要挑出不成材的苇子和杂草，大蒲洼人管这叫“淘苇子”。这活说起来轻巧，干起来却麻烦，芦苇收割完，每年寒冬腊月，村庄的四周到处可以看到一家一户、三五一群的人们在苇子剁旁淘苇子的场面。人们把不成材的苇子与杂草挑出来，单独堆放当柴禾烧。赶上年头好、雨水足，苇田地杂草不多，苇子长得高大粗壮，淘苇子就省事，还能卖个好价钱；若赶上不好的年头，淘苇子耗时较长不说，而且卖不上个好价钱。

这个年月，苇子的价钱虽然不高，但对四高台的农民来说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从80年代初每斤八分钱，到后来的一毛钱，再到后来的一毛二、一毛五，如果赶上好年月，成材好的能卖到每斤两角钱。

每到阴历十一二月，就有很多外地人赶着大马车，车上拉着大杆秤和一些木棒、绳子，来大蒲洼收苇子。后来，人力背苇子、拉苇子的劳动都被牲畜运输代替了，收购苇子的大马车也变成了手扶拖拉机。

苇子淘得干净就好卖，价钱也会高一些，交易价格要买卖双方来谈，就像买卖粮食一样，要看苇子的成色，所以价格总是浮动的。一般到春节前，各家各户的苇子基本都卖光了，老百姓从此开始好好修养，拿着“大把钱”的农民也开始准备年货，有的闲人也要开始放手“赌博”了。

80年代，芦苇有以下几种用途，一种用于建筑业，例如盖房扎靶子，另一种用途就是制成苇薄，或者称作苇帘，有的做家用，挂在门窗，有的被砖瓦厂用来盖砖坯子，还有一种用途就是织成苇席用来铺炕。到了90年代，大蒲洼有了造纸厂，很多芦苇被用于造纸；2000年以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造纸已经不用芦苇了，好像因为成本太高还污染环境，造纸厂也随之关闭了；农村盖房也不用芦苇扎靶子了；甚至砖瓦厂也用的很少。苇子一夜间变得毫无经济价值，再也看不到外地人赶着马车、开着拖拉机收购苇子的场景了。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李台每口人每年能得200多元的苇子钱。而郭台每口人只能得50元左右。于是每到冬天，四高台会上演这样的场景：北风呼啸的深夜，正在人们酣睡之时，郭台会有几条黑影趁着夜黑风高，每人带着一把镰刀和一条长绳，跨过那条无名小路，摸到李台的大场上。他们把绳子铺在地上，搬起一个个苇子捆整齐的码到绳子上，码到一人多高时开始收绳子，系得紧紧地，然后人躺在绑好的苇子捆上，双臂插进左右两边勒紧的绳子里，顺势头往后一仰，身体再往前一趴，借助惯性把200多斤的苇子捆背起来，迅速往郭台飞奔而去。有些力气大的一次能背三四百斤的苇子，都说贼劲最大，的确不假，这种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行为的确会激发人的最大潜能。

李台丢苇子已不是新鲜事了，为了防患于未然，李台组织了一个巡逻小队，每户出1个男劳力分班巡逻。每年从苇子收割下来到卖出去这段时间，巡逻队四人一班，两人一岗，分上半夜和下半夜巡逻，一来防盗、二来防火。再到后来，四个台都有丢苇子的现象，于是四个台都组织了联合巡逻小队，偷盗现象也得到了有效控制。

说起丢苇子，不得不说一说丢柴禾的事了。大蒲洼这个地方苇田地多，可耕地少，可耕地打下来的庄稼很少，能够烧火做饭的秸秆更少了。地里的棒子杆、黑豆秧都要晒干了，收好了用来烧火做饭，高粱杆可以卖钱，没有人舍得烧。生产队时期，地里的割剩下的高粱茬、玉米茬、黑豆根都要收拾集中，按人头分给各户用来烧火做饭。不够用，人们就到地里去拾柴禾，野地里的杂草、甚至草根都被拾得精光。

80年代的隆冬，当一夜的北风刮过华北平原的大地，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就有很多人早早起来，拿着钉耙和背筐游走在田野里、河沟里、树丛中搂那些被风刮散的一些柴禾，谁搂到了谁就有了燃料，谁就有热气腾腾的饭菜吃了。有的人也会趁夜黑风高去别人家柴禾垛偷一些柴禾。那个年月，去偷去抢无非为了生存，若是能够吃饱穿暖，谁也不愿做小偷小摸的事。

到了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变化，苇子和柴禾已无大用，也就没人偷了，那时候农村种地，种子和化肥最值钱，有的人会在夜深人静时翻墙入户，偷走人家新买的种子和化肥。而偷东西的人和失主往往也是认识或熟悉的。这时的农村，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行为更加激发了人们的占有欲，尤其在没有道德和理智的情况下，人真的会铤而走险、以身试法。

大蒲洼乡地势低洼，是国家的分洪地区，以前老百姓盼着分洪，一到分洪，各家各户按人口分粮食，分的粮食比地里打下来的还要多，而且省得去田间劳作，躺在炕上就能吃饱饭，谁都盼望着分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分洪的年头越来越少了，农民也开始筹划在可耕地上种点什么。以前大多爱种一些高粱、黑豆之类的作物，因为这类作物不怕水，就像粘高粱这种两米多高的农作物，任凭洪水再大，只要不漫过高粱穗，就能有收成。

由于水土的缘故，农民种的玉米、小麦等作物产量不高，小麦的亩产量200多斤，刨去种子农药化肥的挑费，基本是嘴顶嘴，有时甚至赔钱。有的农民开始种植水稻、旱稻之类的作物，但由于管理经验不足，产量也不高。好在每年有苇田地搭衬着，日子比生产队大锅饭时期要好很多了，但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粮食产量低、不够吃。每年秋后、冬春时节，大蒲洼乡会来很多外地换山芋的人，他们一般赶着大马车，车上载满一筐筐的红皮白瓤山芋。人们看到换山芋的来了，都背着一袋袋的粮食，有玉米、高粱、小麦、还有黑豆，一斤玉米能换四五斤山芋，小麦能换七八斤。换来的山芋上顿吃、下顿吃，总算能填饱肚子了。

韩台、张台、郭台在无名小路的南侧，这三个台地势相对高一些，但大部分土质是黑焦土，庄稼的产量也不高，只有韩台西侧有一块叫“牛地”的高地是沙土地，这百十亩土地种什么、长什么、还收什么，而且产量很高，却被各家各户零零星星的坟地占据了不少，韩台村民都说这块高地风水极佳，所以人没了以后习惯葬在这里。

相传清朝时期，在这块“牛地”，每夜子时都会有一头小牛从地里走到溪边饮水，牛铃声响遍原野。这块地挖出来的泉水是甘甜的，各种作物长势和收成要比周边的土地好很多。据说清末有两个南方人路过韩台，他俩听到了牛地的传说，就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两人用绳子套住了小牛、牵走了。从此，四高台只留下一个“牛地”的传说，再也听不到响彻原野的牛铃声了。

对这块神奇的土地，韩台人做了充分的开发，他们把“牛地”中间最好的那部分整平出来，按人口分田到户，平均每户分得两分多，作为各家的自留菜地，而且规定菜地里不许起新坟。稍差一些的分给各户作自留田，每家分得一亩多，可以种各种庄稼。每到春天，韩台人喜欢在“牛地”种上一些玉米、小麦、各种豆类等作物，伏天腾菜地就能吃上香喷喷的煮玉米、煮蚕豆，再种上白菜、萝卜、芥菜，冬天就有了足够的蔬菜储备。这块地种出来的蔬菜根茎肥硕，味美甘甜，其他三个台只有羡慕的份了。

郭台处在无名小路南边的最东侧，因为人均土地面积少、土质不好、地势最为低洼，所以产粮少得可怜，生活条件在三个台是最差的。大队书记郭永合不仅是郭台的当家人，而且是四高台的掌舵手。前些年四个小村要合并的时候，郭永合想把四个台的土地按人口重新划分，但是遭到了李台和韩台两村村民的强烈反对，因为李台的土地最多，韩台有“牛地”这块风水宝地。

在将近三个月的激烈交锋中，两个台的代表始终没有妥协，最后大蒲洼乡政府来了工作组，主持谈判后定下的政策是“合村不合地”，谁都明白这个道理：土地永远是老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每减少一寸土地都像从自己身上割肉一样，失去土地就失去了生存的保障。从此，四个台组成了一个生产大队，每个台出一个人进领导班子，大队书记由郭永合担任，村长由张台的张金贵担任，治保主任由韩台的韩春发担任，而李台只有李宝光担任村委委员。

生产大队办公场所最终选在张台北边那座古老的小庙，据说这座小庙是明代建成的，历经多次浩劫现已损毁严重，里面的神像也被捣毁了。于是四个村的村民出大队工，拆除了小庙，从北面的盐碱滩拉土整平，又脱坯盖上了六间土坯房，圈了一个大大的院子，院里足够容纳四个村几百人开会了，若是谁家有个红白事，也喜欢在这个大院子里搭棚办事。到了1978年，乡里分给四高台大队一台电视机，就安放在生产队大院西北角那个柜子里。

四个台合并以后，郭永合对李台和韩台的村民总是一种打压的态势，娃娃们入党、参军、考大学等都受到了影响，前些年四高台推荐的工农兵学员大多是从郭台和张台选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