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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车轮永远是向前的,人类社会永远是向高级发展的。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中国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1991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为19580亿元,比1990年增长7%,其中第三产业5331亿元,比1990年增长5.3%;农业总产值8008亿元,比1990年增长3%,工业总产值28225亿元,比1990年增长14.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70元,比1990年增长了13.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09元,年均实际增长了9.3%。
在望京市的农村,农民的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这十年,农民生产劳动的热情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在搞好田间地头农业生产的同时,大多数人开始干一些副业,男人们三五成群的组成瓦工队,承包工厂企业、各村各户的建房工程,原来在生产队时期那种出义务工、只管饭盖房子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女人们料理完家务后,也习惯出来售卖一些自家的农产品,也有脑瓜活泛一点的,开始趸一些货物,走村串巷售卖,这些货物诸如成衣、布头、副食调料等等。
在四高台村,郭玉才父子俩夏天卖冰棍儿、冬天蘸糖墩儿的典型案例给众多村民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村子里做买卖的渐渐多了起来。李台的李宝生,自从迎娶了赵寡妇过门后,一改往日赌徒的本性,开始勤俭持家了。赵寡妇是个能相夫教女的勤快人,她把这个家里里外外打理得井井有条,女儿小青在乡中刘大拿的地毯厂上班,每月能挣100多元的工资。她让宝生通过发小郭永森在清远纺织厂联系了一些收布头的买卖。李宝生以极低的价格从厂子里收来的下脚料,蹬着三轮去清远各个乡镇的集市上售卖,赚了不少钱。村里的人都说李宝生这半辈子光棍没白打,赵寡妇就是他等来的摇钱树。
李台还有不少人也借着改革这股东风富了起来。李宝生的亲叔伯哥哥李宝吉,自从承包了生产队的小卖部,由于他经营有方,把其余三个台的小卖部都比拼黄了,他家的生活也富得流油。从前由于成分不好而被其他三个台看不起的李台人,从经济上翻了身,从此被外村人高看一眼了。
但凡事都有个例外,李台红英和红林两兄弟的日子反倒不如以前了,以前被生产队大锅饭制度束缚的农村男劳力,不热心生产劳动,有个时间就来他家赌两把,每月哥俩吃的喜钱就不少,现在人们没黑没白的劳动,想尽千方百计的挣钱,平日谁都没工夫来他家赌钱了,因此这对难兄难弟的日子反倒比以前更艰难了,只有寒冬腊月或逢年过节的时候,冷清的家里才能出现热火朝天的赌博情景。
韩春生在生产队解散时,买了生产队那匹枣红马和一辆马车,继续自己的拉脚营生。每天早晨天蒙蒙亮,韩春生就赶车出发了,上午八点左右到达砖厂开始装车,中午之前能送完一趟砖,午饭后歇一会接着拉第二趟砖。那时候拉砖挺挣钱,一趟车拉1000块砖,成本2分,运费5厘,每天拉两趟能挣10块钱,不过拉脚不仅是个辛苦活,而且还伴有一定的风险。
1984年冬天,韩春生往离家50里地冀州韩村送砖,那天送完两趟活天已经大黑了,在回来的路上,春生发现一跟大木桩横在马路中间,当时他没多想就去搬开那根木桩,突然听到脑后“啪”的一响......
昏黄的天空中渐渐布满了黑云,天空仿佛飘下了小雪,北风裹挟着冰晶打在脸上,蛰辣辣的疼。在朦胧的灯光中,春生终于看到了家的影子,老婆领着四个孩子在门口等着他,看到他和那匹高头大马,大人和孩子都笑了。春生跳下马车向家人跑去,然而四周突然一片漆黑、同时安静的可怕,他想找到家的方向、想抓住大人和孩子的手,但任凭自己喊破了喉咙,也没有任何回应。渐渐地,他麻木了,他只感觉到头痛欲裂、脸颊也麻麻的......
也不知过了多久,春生醒来了,他是被自己的枣红马舔醒的,他摸了摸脸,都是马的口水,他感觉后脑勺特别疼,摸了一下手上都是血,这时他才反应过来,自己被人打了闷棍、应该是遭劫了。他爬起身来,翻了翻自己内外衣的口袋,都是空空的,连火柴与旱烟盒都没了。
枣红马已被卸了套枷,但马儿却满头是血,马车停在不远处。春生定了定神,想了好一会才明白了大概。也许是劫匪想赶走马车,但无法撼动倔强的马儿,也许他们想卸了车再赶走马儿或者拉走车,但脾气暴烈的马儿怎能让歹人得逞,也许马儿也因此受了伤。
春生给马儿倒了一些草料,然后躺在马车上缓了好半天,才硬撑着套好了车。他浑浑噩噩的把车赶回家,便倒头在家里躺了半个多月。韩老婶不让他继续拉脚了,可是不拉脚又去干什么呢?
张台的瑞年四哥来家里看他,告诉春生伤好了跟他去干瓦工活。从那以后,韩春生就跟着张瑞年干瓦工活了。瓦匠活的大工开始每天能挣5元工钱,后来涨到了6元,到1991年涨到了8元,小工每天要比大工少1元。春生从小工做起,一年后转为大工。这个建筑队一起干活的人不多,后来发展到了九个人,大工有张瑞年和他的两个儿子长青、长岭、春生以及他的的两个侄子德顺、德启,小工有长柱、傻嘚和那个哑巴。九人组成的建筑小队,干活漂亮麻利,而且要价公道合理,让四外八村要盖房子的雇主都愿意排着队等这波人。
韩老婶平时忙完庄稼地里的活计,就是料理自家的菜园子,给孩子大人洗衣做饭。菜园子收下来的青菜吃不了就送给街坊邻居。1989年的初夏,春生家的黄瓜、豆角和西红柿丰收了,韩老婶摘了一盆黄瓜和豆角给玉才家送去。郭玉才接过了青菜,想了一会,便对韩老婶说:“嫂子,你干嘛不把这些菜拿出去卖呀?卖了还能换几个钱。”
“卖什么钱,给大伙吃不是更好吗?你天天做买卖,没事净想着挣钱了!”
“嫂子,您想呀,您没有菜吃的时候,您不也得去集上买吗?您现在把菜卖了换成钱,把钱存着等没菜吃的时候再去买,这不和吃您自己种的菜一个道理吗?再说了,咱总这么穷大手,人家都开始做买卖了,您还把自己的东西白给别人,这没道理呀!咱家虽然大哥和清芬都挣钱,但还有仨孩子得上学,老舅还得你们俩供给,我那俩小子,还有长贵常去您那吃饭,什么不是钱呀?”
“就收这点东西怎么卖呀?我总不能端一盆黄瓜和西红柿到街里去卖呀!”
“没事,这些蔬菜您可以攒一起,多摘点,然后拿到街里,一会就能卖完,您要是不好意思,我卖冰棍时候帮您卖。还有,您有做酱的手艺,可以做一些豆瓣酱、辣酱、西红柿酱来卖,您看宝吉家的小卖部卖的那些袋装的黄酱,还不如您做的好吃呢!您回家和我哥商量一下,要是用我帮忙,就说一声。”
“好吧!”韩老婶拿着个空盆往回走,脑子里乱乱的,她想:现在的人怎么动不动的嘴里都是钱呀,干什么都要钱,以前那点亲情都让钱给弄没了,人情都淡了,唉......
晚饭后,韩老婶和春生说起了白天玉才和她说的那些话,春生想了想,说:“玉才说的话也有道理,你想,咱们日子过得那么苦,不就是因为没有经济头脑吗?一个劲的傻干,累出了一身毛病,可日子始终富不起来。我觉得咱们能做点买卖,咱也有做买卖的手艺。玉才说你做酱做得好,如果咱们做好了,我就让宝吉给咱们代卖,只要比他小铺里的价钱低,能让他赚到钱,乡亲们又都爱吃你做的酱,咱不愁挣不到钱。”
“那样真行吗?”
“肯定行!你看今年也到夏天了,这段时间你用院里那两个小缸做点黄酱,黄酱这东西好保存,做好了我把它放宝吉那里,卖出多少算多少,剩下的自己吃,反正也坏不了。”
“这样行吗?”韩老婶纠结了好半天,才说,“好吧!我就听你的,咱可以先少做点试试,卖得好再多做一点。”
在郭玉才的启发、丈夫的鼓励下,韩老婶仿佛真的开窍了。当天夜里,她就把二十几斤大豆挑拣干净、淘洗好,然后放在盆里泡好了水。第二天早晨,送孩子上学后,她把泡好的黄豆在锅中煮熟,趁热用大铁勺捣碎,然后从河边摘来一些荷叶,把碾碎的豆子分成一块一块的,用荷叶包好放到厢房的木板上发酵。就这么鼓捣了几天,韩老婶做了百十斤的豆饼。
夏天豆饼发酵很快,院子里弥漫着一股又酸又臭的味道,一个月后,豆饼发酵成了黄酱块,打开干荷叶,你会发现一块块又黑又硬的酱块。这时候,韩老婶会把酱块掰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然后放到院子里那口小缸里,加入清水和盐,每天翻动几遍,撇去上面的浮沫。又过了一个月,黄中透红的黄酱终于做好了。这天晚上,春生两口子每人抱着一坛子黄酱来到了李台宝吉家的小卖部,在韩春生说明来由后,李宝吉高兴坏了。
“我其实早就有这个想法,以前总吃弟妹做的辣酱、黄豆酱、西红柿酱,就一直想让弟妹做点放到我这里来卖,你们做的酱比外边趸来的好吃多了,而且干净又卫生。村里好多乡亲都认可你们的手艺。你们看,我趸的黄酱都没人买!”说着,李宝吉从柜台底下拿出几代干黄酱扔到了柜台上,“以后你们做好的酱就给我送来,我义务给你们卖,只要能白吃一点就行,哈哈!”
想到事情进展的这么顺利,春生两口子心里很高兴。那天晚上,夫妻俩像初恋的情人一样、趁着夜色、手拉着手、开心的聊着、悠闲地从李台走回了韩台,一路憧憬着未来、筹划着将来能做些什么。
村里人知道小卖部里有韩老婶做的黄酱,都来买了,有的买了一斤回家尝了以后,又回来买了三五斤,说留着以后吃,弄得宝吉想了个办法:每人最多买二斤黄酱,多了不卖。想不到没出半个月,两缸300多斤的黄酱被四个台的村民抢购一空,那些没买到的和感觉自己买少的居然找到了春生家,问什么时候做好了黄酱要告诉他们一声。当宝吉把钱送到春生家的时候,两口子真没想到两缸酱卖了这么多钱。宝吉还说大伙来买黄酱,顺便买了小卖部很多其他的东西,生意比以前也更好了,有些村民还提前预定了下一批黄酱......
一切都是那么出乎意料,事实证明了玉才的话确实有道理。趁着夏天没过,韩老婶又做了两缸酱。辣椒和西红柿成熟的时候,她做了很多的辣酱和西红柿酱。韩春生把这些酱都放到宝吉家去寄卖,村民们认可韩老婶的手艺,都抢着来买,有的甚至买回家是为了送人。不出所料,这些酱很快又被一抢而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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